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闻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就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
老舍 《四世同堂》1
老舍 《四世同堂》1在上帝和世界面前,总是强者有权利贯彻他的意志。
希特勒 《我的奋斗》0
希特勒 《我的奋斗》0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诸葛亮 《佚名》0
诸葛亮 《佚名》0当然,在官方由来已久的虚伪与近几十年来时髦的自由主义之间,横着一条鸿沟。那种认为性传播疾病并不严重的观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达到了顶点,那时也适逢众多的男同性恋者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类似“族群”的团体,其与众不同的民俗是性贪婪,而城市同性恋的生活体系变成了一个具有史无前例的速度、效率和规模的性传递系统。对艾滋病的恐惧,迫使人们对性欲采取一种节制得多的行为方式,而且这还不局限于男同性恋者中间。在美国,一九八一年以前的性行为如今对中产阶级来说已成了失落的天真年代的一部分——当然,这天真披着性放纵的外衣。在二十多年的性挥霍、性投机和性膨胀以后,我们处在了性萧条的早期阶段。以现在的眼光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注文化,就好比从一九二九年大萧条这个不恰当的角度回顾爵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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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做生意的男人再忙,忙不过搞政治的男人。”直到夏至出生,那是五年过去了。那几年里事情很多,像排着队似的,一桩接一桩地发生;生活里许多大大小小的变化,以致蕙兰回想起那五年来,总觉得它过得比实际的时间要漫长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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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紫书 《流俗地》0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所谓规范性理论,就是致力于论证社会政治应该怎样安排才是好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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