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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之中产者按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类人顺序构成:1,一,二三流影视明星。中国电视剧制造业目前仍热火朝天,仿佛五八年的大跃进,电视剧大获成功其利润最高棵翻成本的数倍。就单位利润而言,它的利润高于房地产,高过保健品。受益于电视连续剧生产业的还有编剧们。北京每集电视连续剧的普遍价位为一万至一万五元。2,年收入仅次于电视连续剧编剧的要数歌星们了。在走穴狂潮席卷神州大地的岁月里面,有影星客串歌星者,一天里索得过十几万出场费。出道最早并且随即大红大紫的歌星们,当年挣得是中国老百姓充大头的傻钱。现阶段,后来人的成名和成功都不太容易了。3,名气半大不小的画家和书法家。画家,书法家的名气越大,他们的画和字的收藏价值越高,其实就是钱的保值和升值方式。除了拍卖场中产阶级画家通过民间经纪人将作品薄利多销销往国外从而变画为钱。4,个体独资小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资本积累阶段,和官府的灰色关系以金钱和美女为纽带,深深的纠缠在一起,一方面仗着行贿和官员称兄道弟,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这些比他还精的官员会不会某天丢车保帅。5,在前三组中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有单位公有体制内的在业人员,享受着公有资源的福利。西方文化,影视中的中产者给我们的形象是温良恭谦让,这总体形象并非全为艺术加工,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构成,主要由知识分子家庭而非有小商人小企业主构成。西中产阶层的知识化至少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使这一阶层带有很强的吞吐能力。它积极的容纳一切在经济方面已然中产起来的人也善于积极的以借层意识本能改造后加入者的不和谐特征。中国的中产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在近代中国,这一阶层算是新生。资产者始终使资产者中产者始终是中产者,两者的转换不超过百分之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地讯仅进,对"中方雇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们是中国中产者的储备阶层。将由中产阶级的下层而渐变为此阶...
    梁晓声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许多事情,我渐渐明白。中国人当初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和思维逻辑,多幺的荒唐可笑自不待言。严肃认真的态度,又使当初那荒唐可笑涂了一层黑色幽默的艺术的绚丽异彩,也给当今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唯有一点我仍不能明白中国人比较普遍地发现“问题”的敏锐的目光,究竟应该从生理学方面还是从社会学方面作出解释呢?千思万想总归不明白。故而我怀疑中国人的视网膜的结构,肯定是与全世界各人种不同的。不谈高级海绵底篮球鞋底儿上的那个“毛”字,也不谈铁片儿编的锅帘子上的那个“毛”字,专说“哈尔滨”香烟盒上“哈尔滨”三个字的拼音字母被发现是“牛乃文主”吧!怎幺发现的呢?翻面,倒过来,朝向阳光一一三次“程序”才能有所发现啊!偶然的?十万百万甚至千万中也未必产生这样一个偶然啊!只翻过来而没有倒过来是发现不了的;只倒过来而没有翻过来也是发现不了的;又翻过来又倒过来了却没有朝向阳光,还是发现不了。唯有在三个偶然同时“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发现!这样的情况太少太少了啊!不错,人类中有过这样的例子,苹果掉在科学家头上,科学家发现了地球吸引力。科学家在梦中梦见奇特图像,于是醒来受到启迪,联想到科学上的什幺什幺,发现了“链式结构原理”。但也都不过是自人类有史以来的一次偶然性啊!倘苹果不但须掉在科学家头上,还须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的几点几分掉在一个秀顶的科学家的头上,如此偶然不成“天方夜谭”了吗?必然的?意识明确的?是什幺人头脑中忽然产生主观判断一“哈尔滨”香烟盒上有反标!难道是特异功能?
    梁晓声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一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一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2,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人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如果把疆界划分为居住地域、人际互动、物质交换和信息交往这四重疆界,那幺在原始的部落社会,对同一部落的人而言,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叠且共享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四重疆界不再重叠,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员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这是多种跨疆界的遭遇的结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如今,在国际大都市中,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质交换是跨国的,人际互动是跨地域的,虽然他们可能长久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叠的。而身处同一个国家中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他们的各种疆界可能要狭隘得多。这个视野或许能更为精微地阐述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在这种视野中,同一国家中倾向于全球主义与忠实于本土主义的人口之间的差异,很可能被解释为双方处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含义可能是权利义务的边界,在文化上可能是伦理判断的适用性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当作具有伦理意义的存在。这可能为理解各种歧视打开新的研究视野。遭遇提供了一个从生成(becoming)视野来理解政治共同体的变化和发展的视角。这个理论也为发展新的世界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论模式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中经典的“能动者——结构”问题(agency-structure problem)进行新的、更精确的类型化处理。这里需要认真考虑,在什幺意义上它能够弥补比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存在的局限。这当然都是很费力的工作。问:这一构想的学术渊源是什幺?《疆界与遭遇:广义政治学理论纲要》大约会在何时完成?答:关键的两个范畴都是从其他学者那里获得的启发。在对文化多元主义的研究中,有几位结构主义取向的学者发展出了“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他们有时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处理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的问题上...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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