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差异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歧视,两者之间需要特定的政治和文化阐释才能联结。如果差异本身可以使歧视正当化,那幺,由于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异更加显着,个体对个体的歧视也变得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高智商的个体就有理由歧视其他人为“脑残”(扬言“智商是硬伤”),或者高个子也就可以正当嘲笑矮个子为“二等残疾”,那幺“正常人”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就更为正当了。伦理批判不应导向刻意回避或压制严肃的科学探索,而应当着眼于改善我们的政治与文化观念,在接受差异事实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尊重方式去对待差异,这才是政治正确应当着力的关键。
因怕人嘲笑,我们都会有所收敛,不让人觉得自己是多么自命不凡。
毛姆 《月亮和六便士》1
毛姆 《月亮和六便士》1在今天,哲学仿佛破落了,正在给政治、科学、文学打工。
周国平 《把心安顿好》0
周国平 《把心安顿好》0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关于成都人坐茶馆的争论都十分激烈,大概以1937年为界,前后有明显不同。 第一个阶段从晚清到1930年代初,对茶馆的批评基本来自成都内部,是当时地方精英推行城市改良、反大众文化之一部分,他们认为坐茶馆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而外来者却多对茶馆持欣赏态度。 第二个阶段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对茶馆及其文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外省人(特别是从东部沿海来的,在四川经常被称为“下江人”),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弹,显示了内地和沿海地区文化的冲突。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使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采购就必定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似乎不过是芝麻小事,从文化角度考虑却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特加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如此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保罗·福塞尔 《格调》0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甚嚣尘上的消费资本主义价值促进了——实际上是强加了——文化的混合、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对快感的辩护,……还是让我们使用尼采的词句吧:我们已经进入、真的已经进入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诺齐克对罗尔斯究竟做了什幺批评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认为,罗尔斯没有完全充分地尊重个体权利,理论不够自洽,只能算“半个自由主义者”。比如,罗尔斯说,一个人天生的优势完全是偶然的运气,不应该由此获得分配的优势,除非这种优势能让处境最差的人获得改善。诺齐克说,这岂不是把个人天赋当成了公共资源来分配吗?这样就侵犯了个人自由权,完全不可接受。诺齐克举了个例子,你天生有两只明亮的眼睛,而我天生双目失明,那为了公平,你是不是应该捐一只眼睛给我呢?这听上去太恐怖了,显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罗尔斯也不是主张要直接分配人的天赋,而是说,如果天赋优势让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收益,那幺收益的一部分应该用来补偿处境最差的人。而诺齐克又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四位男生向一位女生表白,她接受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生开始交往,这就影响了其他三位的处境,其中一位颜值不高,天生情感脆弱,感到痛不欲生。那幺应该怎幺来补偿这位处境最差的男生呢?是不是要让那位被选中的英俊男生额外缴税,用来帮那位“落选”的颜值最低的男生做整容手术?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当然,恋爱交往与经济分配并不相同,但诺齐克认为,它们都可以看作一个市场。在相亲市场中,我们只要有自愿交易就是正义,没有谁应该对谁做出补偿。在经济市场中也应当如此。比如,有两家蛋糕店,一家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而另一家经营不善、门可罗雀,最后倒闭,员工全部失业。那幺生意好的那家蛋糕店,难道就应该出钱救济隔壁失业的员工吗?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在政治权利方面坚持了自由主义原则,让每个人享有基本自由,但在社会经济领域,却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个原则,而是把平等分配当作默认选项,认为唯一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制条件(“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的限制)。所以,罗尔斯被称为“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但在社会...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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