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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合并(奥地利并入帝国)之后,他被派往维也纳组织移民。这件事在德国尚不为人知。直到1938年秋天,德国国内的传闻依然是,犹太人之所以离开是出于他们自发的强烈意愿,而并非受迫。德国犹太人之所以笃信这一传闻,主要因为,纳粹于1920年拟定的纲领同魏玛宪法的命运相似,从未被正式废除;“二十五点”也从来没有被希特勒宣布为“不可变更”。后来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当时规定的反犹条款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犹太人没有完整的公民身份,不能担任公务员职务,被清除出媒体行业,所有在1914年8月2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取得德国公民权的犹太人,将被剥夺公民权,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驱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权应当立即被剥夺;不过,对大约一万五千人的整体驱逐却是五年之后才开始的,当时人们还以为驱逐已经彻底结束。每天都有犹太人被运送到波兰边境的兹邦申,并迅速被关进集中营。)纳粹官员从来就没有把党纲当回事,他们为参与到一场运动中来而感到自豪。运动不同于一个政党:运动不受纲领制约。即便在纳粹夺权之前,“二十五点”也不过是对政党制度的妥协,以及对那些关心他们所加入的政党有着何等党章的老派选民的安抚。艾希曼,如我们所见,并不受制于这类可悲的习惯;当他在耶路撒冷法庭之上说他不知道希特勒的纲领时,很可能说的是实话:“党纲不重要,你知道你加入了什么。”而犹太人则循规蹈矩到将“二十五点”熟记于心并坚信不疑。只要有违背法定党纲的事发生,他们就会归结为是未受正规训练的成员或团体暂时的“革命性越轨”。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张小满 《我的母亲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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