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候有能力帮助他们照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现在不需要他们付出。我们两个人很健康,工资收入也可以。人都要老,但是你要体谅,不是小孩不孝,而是他们自己的工作压力不得了。他们还有自己的家,还要照顾下一代。……他们还在冲刺阶段,我们已经到顶了,退休几十年了。好多人以为老了要依赖子女,实际上这是牵制子女,给子女施加压力,这个观念一定要在我身上改变。只要他们事业、学业有成效,他们的下一代也培养得很好,我觉得这就符合我们的理想。
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完全分开,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罗振宇 《奇葩说》1
罗振宇 《奇葩说》1不是你的理想才是理想,
我只是不想你有后顾之忧,
我想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郑执 《被我弄丢的你》0
我只是不想你有后顾之忧,
我想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郑执 《被我弄丢的你》0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为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不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发展的“宪政爱国主义”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宪政文化”,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来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间题。宪政爱国主义激发的情感是复杂的,可能包括“羞耻,出于正义的愤怒(或民主的义愤)以及内疚感”等。但它诉诸的情感常常是认知依赖的。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并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让儿童仅仅从属于物,在他的教育进程中你必须依循自然的秩序…当他想四处跑动时,不要教他静静坐着,当他想安静时,不要教他跑动。只要我们不用我们的蠢行去损坏孩子的意志,他们的愿望就会摆脱任性。然而不幸的是:国家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与自然的法律美妙地统一起来,使文明状态同时也成为自然的状态。倘若这种协调最终被设想为是可能的,那么也只能理解为一种妥协,在那里两种状态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只是可望而不可即。无论谁想要实现两种理想中的任何一种,他都必须依照卢梭本人的论述来进行:“ー个人要么选择做自然人,要么选择做社会人;因为二者不可同时兼得。”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心理类型》0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人...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0
戴安娜·阿西尔 《未经删节》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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