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吉登斯（2016）指出的，现代社会打造了一个井然有序、可以预期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将那些不可控的、可能引发存在焦虑的“自然”事件——死亡、疾病、疯癫与性——隔绝在社会生活之外。因此，死亡不再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它成为一种技术性的专业事务，被隔离至特定的机构和场所，比如医院和养老院。我们看到，在养老院内部，死亡甚至濒死都被尽可能地从公共生活空间中分离出来，隐没在特定的场所。人们刻意地与死亡保持着距离，也很难在最后时刻通过身体的接触和言辞的安抚向临终者表达情感与关怀。
现在我已快四十岁了。我知道一生的许多想法都将一一落空。我根本无法在某个年龄停下来。即使到了六十岁，仍会有六十岁的一大堆事情--这时候我看见了那个让我最终停下来的终结--死亡。突然间我对这种一往直前的生存惊恐万分。我该早早地为我的死亡做点事情了。至少，我可以从从容容地晒着太阳，等候它的来临，像等候注定要来的一个友人。无论在黄沙梁的土墙根，或是城市街旁的石椅上，一个人只要消停下来，都会静静安安地等到自己的死亡。
死亡来了，我们就跟着它去。
刘亮程 《一个人的村庄》1
死亡来了，我们就跟着它去。
刘亮程 《一个人的村庄》1
技术愈原始，其使用范围也就愈有限；反之，技术愈先进，其使用范围也就愈广阔。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
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法律法规的字面意思与实质意思之间的差异很难让人辨识。也就是说，技术性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环境比只涉及少数变量的线性环境更容易受人*纵。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缺口，同样如此。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反脆弱》0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反脆弱》0而我，我很早就知道人生苦短，看看我周围的人，如此忙碌，面对死亡感到如此紧张，贪婪享受着现在，知识为了不去想明天……但是我们害怕明天，这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构建现在，而我们不懂得构建现在，就告诉自己明天将能做到，真是不可救药，因为明天终究会变成今天，您看呢？于是，不应该忘记所有这些。应该抱着我们终归会老去的态度去生活，那不会很美，不会很好，也不会很快乐。对自己说重要的的是现在：构建某种生命状态，就在此刻，不惜代价，竭尽全力。经常把养老院放在心中，时刻想着每天超越自我，使生命成为不朽。一步一步攀登自己心中的珠穆朗玛峰，使自己的每一步成为片刻的永恒。未来，它的作用就是：用充满活力的真正计划来构建现在美好的生活。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排列在五年前的往事之后，然后再引出六年前的往事。同样这三件往事，在另一种环境时间里再度回想时，它们又将重新组合，从而展示其新的含义。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生与死的界线也开始模糊不清，对于在现实中死去的人，只要记住他们，他们便依然活着。另一些人尽管继续活在现实中，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亡。而欲望和美感、爱与恨、真与善在精神里都像床和椅子一样实在，它们都具有限定的轮廓，坚实的形体和常识所理解的现实性。我们的目光可以望到它们，我们的手可以触摸它们。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如果一名记者没有敌人、不让人讨厌，生活之中也没有什么麻频（小到像我经常遇到的电话被监听，大到逍受法西斯分子的死亡威助），那他多半不是个好记者。一名好记者绝不应该是个顺从的人，更不会是个无害的人。如果对他或她来说万事顺遂，那意味着他或她一定取悦了政权。我们记者的任务绝不是取悦政权，而是告知大众真相，唤醒大众的政治自觉。这种政治自觉，正是政客们用尽手段，期望永久沉睡下去的。对于记者来说，每一天都如同面临着一个水门事件。 我说水门事件，指的是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行为。谴责、解释、抗议（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和文化行为。文化形成的过程就是政治形成的过程，反之亦然。对大众而言，除了报纸，还有哪里能实现这种双重的形成呢？……我讨厌客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并不相信所谓的客观性。我只相信自己的亲身见闻及感受。无论男女，我们毕竟都已经不是小孩。选择这项职业，就意味着成为战地记者时，要有足够的勇气；采访毛泽东时，不可胆怯腼腆。尽管没有发现相对论，我们也需要足够聪慧；尽管没有取得精神分析学、精神病学或类似学科的学位，我们也要有能力看透某个人的灵魂。我们是英雄。一名记者就如同一位历史学家，在历史发生的那一刻，将之真实地记录于笔端。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0
奥里亚娜·法拉奇 《我不相信神话》0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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