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联想开来，能进入被讲述视野的，本身就已经进行了筛选，无论是逃生能力（除了运气，还有无法回避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还是讲述能力，都是如此。并不存在一种教科书式的“公正”，这是博物馆的无奈，也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的无奈。 至于那位批评者说的，为什么这类博物馆总是在告诉参观者，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不让他们想想，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加害者？亚当的回答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设想自己也可能成为一个加害者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是德国人，每个人都是在这种情感中长大的：我可能也处于这种境地，我也可能会被征入军队，我也可能被送去前线……有时候年轻人会说，我就不会，我会参加抵抗组织…拜托！”他笑了起来，“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勇敢，大多数人都只是随波逐流过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思考为什么正常人变成了刽子手，去谋害其他正常人，为什么文明崩溃了，为什么那些加害者在战争过后又回到社会，重新变回受人尊重的人，这困难吗？社会对此又该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