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参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绝对主义】来源于启蒙运动对于权力分立的严格遵从,在贝卡利亚看来,法官如机器一般,只能严格执行立法者的命令,不允许进行任何法律解释。至于行政权更是不能对立法权和司法权有任何染指。但这种教条式的罪刑法定很有可能走向自由保障的反面。 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非常害怕罪刑擅断,所以对司法权进行了严格的约束。这导致司法能动性的彻底丧失,司法沦为立法者的仆役,无法对立法者的不足进行任何修正,机械司法无法避免。而当立法权一股独大,自由也就岌岌可危。
罗翔 《刑法学讲义》1
罗翔 《刑法学讲义》1直到他乖乖摸出钱包结账的时候,江晓媛才忽然开口说:“逛街吃饭、看电影、谈恋爱是挺好的,可是少了点什么。”原来方才的问话她听见了,蒋博认真地问:“少了点什么?”“自由。”江晓媛说。
priest 《脱轨》0
priest 《脱轨》0如果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契约,公共意志的形式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正义,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则是论证了法律实质上的正义。无论如何,法律都不能剥夺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不再允许酷刑,不允许游街示众,要把犯罪人当人。
罗翔 《法律的悖论》1
罗翔 《法律的悖论》1当然,当时死了太多的人,但说到他父亲,他不能臆想出他不具有的孝心。自他定居法国以来,他便允诺要完成他那个还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母亲很久以来要他做的事:去看看他父亲的墓地,而她自己从未去过。他觉得这种探望毫无意义。首先,对他而言,他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对其生前的事几乎是毫无所知,而且他讨厌那些陈规旧律;其次,对他母亲而言,她不提起去世之人,她根本无法想像他能看到些什么。不过,他过去的老师回到了圣布里厄,他觉得这也是见见他的机会,便决定来看看这陌生的死者,甚至坚持要先于重见故友,以便随后能自由自在,无事一身轻。
阿尔贝·加缪 《第一个人》0
阿尔贝·加缪 《第一个人》0在1964年的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又作出了深刻承诺:“公众辩论的发行应该是无禁区的,坚定蓬勃的,以及完全开放的。”有关新闻和国家安全,美国的开国者之一托马斯・杰弗逊认为:“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之中。”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当一切都是公开的,一切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就不再有阴谋,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可能发生的错误决策将会尽早地被纠正,这样的国家,它的安全才是有保证的。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很早就被大家所接受。但是,杰弗逊的时代还没有氢弹。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他们认为,保护个人权利,尤其是象集会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在平静的年代和社会安定的时期,是容易做到的。可是,在社会产生危机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就显得困难得多。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更应该让人民有集会和把话说出来的权利,让他们有机会表达一种和当时正统的观点不同的意见。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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