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民如果沦为被告，在政府这样的强势面前，如果出现品质低劣的执法人员，有法不依，而且利用这个强势“仗势欺人”的话，那幺这个被告被诬告、被陷害、被夸大罪行、被非法凌辱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如果宪法和司法制度还不明确宣布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并且坚决执行“公平审判”的话，这个社会还会有什幺“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常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情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1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1
不可能指望刑法规定出犯罪成立要素的方方面面，刑法不可能明确规定“传染病的范围”，也不可能把需要保护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具体种类在法条中写明，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其他法律法规。这就是所谓的【空白罪状】，也即在刑法中对于某个犯罪要素留白，需要参考其他法律法规。
罗翔 《刑法学讲义》1
罗翔 《刑法学讲义》1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美国的司法制度当然也是希望寻找罪犯，希望伸张“正义和公道”的，但是与此同时，它承认它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就是在案情复杂的情况下，它做不到“不错判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因此，它并不强求一定要找出罪犯。同时，在对一名被告判断困难的时候，它倾向于“错放”，而不是倾向于“错判”。这就是我以前自己总结的“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的原则。法庭上“罪名不成立”的解读，是“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而不是“此人清白无辜”。因此，它首先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在审理的过程中，检方的“寻找罪犯”、“寻求正义”是不可以放到台面上来的，不能造成任何一方以道义上的强势压过另一方。只要双方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公平抗衡，得出了判决，那幺，这个制度就认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和公道”是得到了伸张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 颇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 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剔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阿拉巴马州剔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 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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