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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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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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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之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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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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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国历史实可谓“有社会,有国家”,其言盛衰兴亡,盛衰乃指社会言,而兴亡则指国家言。但亡后复有兴,衰后复有盛。以观西洋史,则实当可谓“有社会,无国家”,故西洋史各地有盛衰而无兴亡。如希腊至今仍是一希腊,罗马至今仍是一罗马,而其每一地则衰后不复盛。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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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国家,疆土仅如中国一省区,尚可凭君权统治。中国自秦以下,传统政治,论位则君最高,论职则百官分治,论权则各有所掌,各自斟酌。如汉代之选举,唐代以下之考试,皆有职司,其权不操于君。朝廷用人,则一依选举考试之所得。故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府,仅可称之曰“士人政府”,或可称为“官僚政府”,官僚即由士人为之,而决非贵族、军人或商人政府。又且皇帝与政府亦有别,不能即认皇帝为政府。百官分职,皆有规定,不由君权,又乌得目此政府为君权专制之政府。君位在政府中为最高,自君以下,卿相百官皆出于士;在四民社会之上,而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使政府社会融成一体。而且选举考试,录取名额全国皆定量分配。户口众,赋税重,则选举考试之录取名额亦随而增。故政府官僚,率平均分配及于全国之各地区。君位虽世袭,然储君必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正位为君,亦时择群臣中学问才德胜者进讲授业。则君亦士也。君臣上下之能沆瀣一气,其端在此。故中西社会不同,政府亦不同。暂不论其高下得失,而双方相异,则历史具在,可以覆按。近人好据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则宜其不相当。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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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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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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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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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弟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步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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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入侵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为自由工商业为不发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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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八方为敌,要在政治的、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度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开这一时代新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总想运用新政治来完成新宗教,这显然是战国儒家精神之复活。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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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智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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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的向往与崇拜,这可说是儒家精神。而道家如庄周,则认为“圣人”二字,便已容易引人入迷,容易叫人误想作圣人是高出于人人的一种超越外在。于是他高唱归真反朴,回于自然。因此中国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因此,道家不称他们的理想人为圣人,而改称为“真人”。儒家的圣人,人人可为,而道家的真人,则自然即是,为则失之。道家不仅认为理想政治应“无为”,即整个理想人生还是一“无为”。道家所谓“内圣外王”,乃以一理想的无为人格来领导理想的无为政治。一切有为,皆从无为出,皆须从无为上建体。以“无为”之体,发生“有为”之用。那种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道家理想中,不该冲出大圆外线,不该破坏此一大圆形。多角放射,应该回向此圆形中心,应该包括涵盖在此大圆形之内。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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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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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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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渲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汉人那样醇朴厚重,也不像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的,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书生式的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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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个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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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一个人的理想境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理想境界。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此理论由儒家特别提出,实则墨家、道家在此点上并不与儒家相违异。此是中国传统思想一普通大规范。个人人格必先在普通人格中规定其范畴。“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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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战国学者,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则常是消极不妥协,带有一种退婴性。这一意识形态传到后代,成为中国标准智识分子一特点。
《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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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智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研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智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智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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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人人可为上帝之信徒,中国则人人可为圣人。上帝超越外在,高高站立在人文圈子之外面。圣人则反身而内在,仍在人文圈中做一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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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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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重在教人、但尤重在教其人之能自得师。最高的教育理想,不专在教其人之所不知不能,更要乃在教其人之本所知本所能。...近代有国民教育,则是教人以一种狭义的国家民族观,亦将把人类各自分歧。又称公民教育,乃教导其各为一国家之公民而止。在共产主义下,则惟有阶级教育,所教必限于无产阶级。又有职业教育,此乃一种市场教育。乃生活所需,非生命所在。凡此种种,皆是有类之教。其教有类,乃是人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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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 我很喜欢"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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