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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谓历史,说到底是人类思想和经历感受的演变史,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记录。没有主观介人的绝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人越能够摆脱主观感受的限制,才越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看待自己所亲历过的历史,首先应是对史学家的要求,其次应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却不应该也没必要一致为泛众化的要求。独立的个体的感受,不论领袖还是普通人,不能说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便毫无意义,但参考价值显然甚微。而某一群体的感受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那也必然是对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反映。在将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感受,都是为数不少之人的感受,细加分析,都有益于我们思考历史的复杂性。 故,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人生,才是有幸福可言的人生,我的第一反应已不再会是当即与之辩论,而会平静地说:“那幺,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 若有人对我说,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人生更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会理解他说:“我明白你的感受,那是不少人的经历。” 而若有人一心要为“文革”翻案,我则立刻会得出结论:其在“文革”中肯定是娜一类人。 依我想来,中国之绝大多数的老一代工人、农民、各行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会参与为“文革”案这种事的,他们有时所强烈表达的,只不过是曲意的变相地对现实利益的愿望。 真正企图为“文革”案者,乃极少数人。正因为是极少数,每每才要假多数之名。 而这是特别需要区分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你呀,你这个大学生呀!你头脑太单纯了。一点儿起码的政治觉悟也没有!一张大白纸多少钱?才八分。一裁四,每张花样纸的成本才二分。可他卖多少钱呢?卖四分!那幺一张就挣两分!十张就挣两毛,一百张就挣两元!那一个月下来就挣六十元啊!我说:商场还卖五分钱一张呢!比他卖的还贵一分呢!他得设计花样儿,得设计得新颖,别人才肯买他的。还得用复写纸一张张描下来。他付出了劳动呀,总不能一分钱都不让他挣吧!再说他一天哪儿又能卖一百张之多呢?就按卖一百张算,一个月不才挣六十元幺?那也挣不成一个资本家呀!他们严肃地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越发不正确了——第一,一个干了一辈子的商场老售货员,每月才能开到六十几元。他年纪轻轻的,还对社会什幺贡献也谈不上呢,凭什幺每月就能挣到六十元?有了他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就被破坏了幺?第二,他的行径,难道不等于是在挖社会主义商场的墙角幺?第三,如果对他这种人不加管治,放任自流,许许多多的他们,就会自发地串联在一起,就会由花样儿而其他,就会由挣六十元而挣一百元而挣几百元甚至一千元,那幺他们这样一些不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不就反而成了富人幺?对于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就形成讽刺、伤害和打击了幺?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上一代共产党人的子女无权涉及权利游戏不得不退出政治时,是很有几分意义惜别,心灰意冷,带着“让孩子们带商业领域闯一闯,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的嘱托,开始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历程。这种方法遭到排挤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经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退之后也能享受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显水的就能贪贿个千八百万,为什幺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澜不止。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而是相信的信。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如果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隐富中有一类人,他们所劫的生辰纲,大抵都来源于共有体制内的钱,他们善于“智取”。一旦得手,也作鸟兽散,分头隐居。风头过去,相安无事,以另一幅潇洒的面孔出现。由于往往有贪官污吏参与其中,被收买了存心制造似乎即合理又合法的机会让他们去钻,所以国家的钱明明被劫了,还搞不清流失的真正原因。但按照时代演变的规律,却不得不承认,乃是发生在一定规则逻辑之内的现象中国新兴的资产阶层是一个良莠参杂的阶层,在这一个阶层中,又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较幸运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原始积累”阶段大量的,眼花缭乱的机会。其混乱性从用他们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攫取。这种机会在时代进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发生在转折时代。他们的发迹带有神话色彩的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们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素质不佳。这一定无情而又冷酷地决定了,机会只能成全他们一次。第二代素质要比他们高许多,准备也充分。但是第二代面对的机会却不那幺多了,规则开始日臻完善。这些故事的风格总体上基本是“正剧”...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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