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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我们的学问、经济状况和办事能力是可怜的，但是我们的脑子和向往至少不能可怜。人性，人性，我是倔强到底的，虽然我自己压在生活的重轭下，受着鞭答和嘲弄，我也确如老牛一样忍受着，但是我的脑子和行为上，绝对没有变得失去弹性，或变为平平稳稳的生活愿望。实在讲，在这个天地中，你要平平稳稳做事情，你要舒舒服服把自己幻想的种子结成花朵是不可能的。 人比作是老姜，也要有辣味，人比作是酒，也要有酒性。否则，所谓老姜和酒又是什么东西了呢。
    《回望》
    我并不嫉妒他们，但愿他们能生活得好，我只要把我的个性保护得很好。如果我的武器是长矛的刺，那么刺呵，你就更尖锐和锋利些，如果我的个性是老姜，那么你更辣些，姜辣之至老弥烈。人就要如此，也需注意的就是刺得方向正，辣得味道不酸就是了。
    《回望》
    人可以谦虚，但是不要自卑，人不可以狂妄，但不需畏缩，我就如此。所以，虽然我一无成就，我也不肯马上掉手。我不愿意在求得一个温饱的机会中丢掉我具有的活力，请你相信我，我们心胸中的愤懑和厌恶，正可以激起我们强硕的正义感。……年轻的，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会幸福，会有一天驾驶着一条小白帆船在碧玉色的海中飞扬歌唱。
    《回望》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回望》
    一九四七年春假，我和维德一起去无锡，游惠山，玩了两天，照了不少相。我爱的人和他爱的人在一起，觉得幸福、欣喜。 天近黄昏，我们回到旅店，晚餐丰盛，房间是很小的顶楼，两张单人床，上有天窗。我们爬到窗外屋顶上，坐在瓦片上向四周跳望，灯光暗淡，空气清新，传来河上的橹声，别有一番风光。维德说吴江黎里镇河岸边，景色比此地更美，太浦河也宽大得多。而我在上海长大，觉得眼前夜景是第一次见到，应该是最美的。
    《回望》
    我爱的人和他爱的人在一起，觉得幸福、欣喜。
    《回望》
    [父亲致萧心正信]……近有人（在南市监狱时相识的）病死。我很可怜他，写快信通知他家里。昨天，此人母亲（素不相识）一见到我，拉着我拼命地哭。我安慰她，她哭了许久，忽然想起，拿出一袋豆说：“先生，给你的！”我窘极推辞。“先生，昨天车上挤煞了，这一点东西，特意从乡下带来，你一定要接受。”把豆往我口袋里倒。我感到这老人悲伤的心。我茫然。苍白的头发，一顶绒线帽，穿的棉披肩很臃肿，泪水像小溪一样在流淌。她哆嗦着把儿子一堆旧衣裳理好，请这里的人到儿子坟前焚烧，是要钱的。我为她出了60元。老人见后大哭了一阵：“我只有这么个儿子啊，我要靠他吃饭啊……”此事发生在43年12月31日上午。
    《回望》
    在老境中，友人终将离去，各奔归途。他们密切交往的过程，会结束在双方无法走动、依赖信件或互通电话时期，然后是勉强的一次或几次探病，最终面临讣告，对方也就化为一则不再使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死者的模样仍然是在的，在活者的脑中徘徊，却不再有新的话题，只无言注视前方，逐渐黯淡。这种化分之后的形象，终也有一天，连同保存印象的主人一起，忽然消失。人的全部印象，连带记取他的活者本身，全都消失以后，才是真正的死亡。人是在周而复始替换这些印象中，最后彻底死去的。
    《回望》
    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图书与主人间的联系，早就被彻底割断了，每一个来着，此刻都念想着过去，眼前这座大库也确实盛满了过去，但只是一种复杂的堆叠，纠缠着深不见底的破碎记忆，每人要找的每一页字纸，已熬煮于目眩神乱的这个漩涡之中，必与主人无缘。
    《回望》
    李老师的热情让我想起2009年去故乡黎里匆匆记下的那些片段。以后的几个月，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春直到晚年，旁逸斜出，草蛇灰线，实在也是复述的一种周折，我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
    《回望》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回望》
    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回望》
    柏：我特别想知道，苏州对你和你父亲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金：苏州和吴江黎里应该就是我的写作源泉。有一位《繁花》读者说，“老金，你的感情维系不在上海，在苏吴这一块，发现你只要一写苏州，一写黎里，文笔就放慢了”，我心里一动。我个人觉得没有标准意义的上海话，日常上海话都有口音，苏北腔、山东腔、宁波腔。苏州腔的上海话，开口雅致，有吴文化千年积淀，更“通文”，昆曲也用这个语言。《繁花》是非常挣扎的，等写了十万字，眼前出现了一个老先生，反复讲苏州口音的上海话，有了这个声音，我就定心了。这像是寻找母语的过程，从开初云里雾里，直到遇见最亲切的苏式沪语，脑海里这说书先生就是我父亲，90岁后已经不看书也不看报，只听评弹了。他笔记里写过这句话：书中没有真理。在他中年时，1967年某个早晨我问过他，为什么当年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假如那样的话，我家就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不会多次被抄家了…他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扫厕所，他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等到他90岁后却认为书里没有真理，是一种自我颠覆。每个礼拜六我都去看他，一般是上午十点，他都在看电视拳王争霸赛。一个男人深感无力，需要这样的寻找？或者叫返璞归真。
    《回望》
    金：让读者感受吧，作者不必解释。我们去服装店买衣服，如果总有个服务员紧跟在后，一个劲儿地介绍…顾客肯定讨厌。写作就是开店，作家爱导购，每样东西都议论介绍一遍，读者背定跑了，这也是当代人更接受自选超市的原因吧。不必那么聪明，作者不可能变成上帝，真以为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以为读者等于需要引导？应该是平等关系、朋友关系才对，世界等于是亚马孙热带雨林，一个作者只占据只熟悉邮票大小位置，雨林有多少猛兽和植被？这里的密码、相互的生态，如何深人叙事？单独的人，一辈子也了解不成的，唯有上帝明白。我把最熟悉的人事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回望》
    金：平静不好吗，我父母经历了他们这一代的波折，平静看待他们的历史，才会发现更多细部，它们极脆弱，很容易消失。《回望》像是非虚构写作——虽说只要是作者想到的，已经是虚构，包括所依据的这些材料、多人的记录，即便如何蔓生，只能徘徊在模糊的个人视野里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弱点，年轻时认为，再没有比文学能更深刻表现人事了，到现在这年龄，从我自己出发，《繁花》或者《回望》都有所保留，选择了能说的部分而已，总是强调轶事的重要——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作者都希望烧掉日记和信？卢梭《杆悔录》会觉得真吗，最特别的内容，只能用平静的调子收拾。记忆鲜活，也随风而逝，如果平静回望，留下一些起码的样本，还有意义。柏：突然明白，你就是“回望”二字。在回望中，惟以平静，不诉离殇。
    《回望》
    在晚饭前的那段平静黄昏中，父亲开了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聪敏、沉着、自尊，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回望》
    人类有一种檀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显明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以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 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老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
    《回望》
    从一九六五年秋到一九七九年三月，维德在该校工作长达十四年之久，但真正的课堂时间，只短短两个学期。“文革”开始，情况大变，他再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十四年中的十年，他是在清扫厕所和写“交代材料”中度过的，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段经历。
    《回望》
    近有人（在南京监狱时相识的）病死。我很可怜他，写快信通知他家里。昨天，此人母亲（素不相识）一见到我，拉着我的拼命地哭。我安慰她，她哭了很久，忽然想起，拿出一袋豆说：“先生，给你的！”我窘极推辞。“先生，昨天车上挤煞了，这一点东西，特意从乡下带来，你一定得接受。”把豆往我口袋里倒。我感到这老人悲伤的心。我茫然。苍白的头发，一顶绒线帽，穿得棉披肩很臃肿，泪水像小溪一样在流淌。她哆嗦着把儿子的一堆旧衣裳整理好，请这里的人到儿子坟前焚烧，是要钱的。我为她了出了60元。老人见后大哭了一阵：“我只有这么个儿子啊，我要靠他吃饭啊……”此事发生在43年12月31日上午。
    《回望》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回望》
    ……57年过去了，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转眼消逝，工作很不顺手，没什么 成绩可言，思想不稳定，每时每刻想到过去的那一切，苦痛万状。我不甘心沉沦，挣扎着不愿被巨浪吞没，求生必须划到彼岸，我没有学会在激流中游泳，觉得筋疲力尽，忽而沉下，忽而浮起，需要切实的援手，来拉我一把。
    《回望》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回望》
    关于刑讯细节，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如：“让我坐到浴缸里……”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
    《回望》
    尾崎的二封申述书，分别作于判处死刑的之前和之后，确实已不复刚刚被捕时对信仰的受持。但即使时信仰坚定的佐尔格，面对讯问，也是有问必答。强调此点不是为了表示佐尔格还不够坚贞，而是为了说明定力再高，终有限度。
    《回望》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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