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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国家社会主义邪恶的欺骗伎俩就在于，在让世界失去警惕之前，他们是不会暴露其目标的极端性的。他们很谨慎地采用这个方法：总是先给一份剂量，然后来一个小间歇；总是给一个药丸，然后就等上一阵，看药量是否太大，看世界良知还能否受得住。由于欧洲的良知——这给我们的文明造成了损害和羞辱——极力强调这与他们“事不关己”，因为这发生在“边界那边”，这种毒药剂量就越来越强，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彻底倒下了。希特勒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天才之举，他只是用这种缓慢的试探和越来越强力升级的策略来针对一个在道义上，后来也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
    《昨日的世界》
    那些在中世纪时代被驱逐者即他们的祖先，至少还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而受难：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令。他们当时还有着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的灵魂上的护身符，那是对自己的上帝坚贞不渝的信仰，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他们因为那个自豪的疯狂设想而活着，而遭受苦难。他们是被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优选出来的民族，被注定要有特殊的命运和使命，《圣经》中的预言之词是他们的戒律和教规。当他们被扔到行刑的火堆上面，他们将圣典紧握在胸前，因为这内心的火热而感受不到外面残害之火的灼烫。如果他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里遭到驱逐，他们还有一个最后的家乡，在上帝那里的家乡：没有任何人世间的权力，没有哪个皇帝、国王、宗教法庭能将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只要宗教还能将他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就还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就有一种力量。如果他们遭到排挤和驱逐，那是出于与其他民族相异的宗教和习俗在为自己有意识的特立独行而遭罪。可是，20世纪的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他们早已经没有共同的信仰，他们感觉到作为犹太人的存在是负担，而不是骄傲，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有特殊的使命。他们的生活方式，远离从前圣书中的戒律，他们不再想要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日益急不可耐地努力所为之事，便是让自己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成为一体，消失在普通人当中获得和平，不再遭到任何驱逐，不再永久地处于不断逃亡之中。因此，他们彼此间已经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融入周围的民族当中，他们早就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了。只是到了现在，他们才又被扔到一起，像大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到一起：他们当中有住在柏林豪宅里的银行经理，也有正统教区的教堂执事；有巴黎的哲学教授，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洗尸人，也有诺贝尔奖得主；有音乐会的女歌手，也有葬礼上的职业哭丧人；有作家，也有酿酒者；有的富有，有的一贫如洗；有大人物，有小人物；有宗教虔敬派，有接受启蒙者；有放高利贷者，也有贤明智者；有犹太复国主...
    《昨日的世界》
    我在这个月里离开伦敦，退居到巴斯（Barth）的乡下。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这个清醒的、思考着的、远离一切政治活动的人，曾经全身心投身到工作当中，在默默地、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建设，将自己的岁月转换为作品。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电话响了，一位朋友问我，我是怎样想的；报纸来了，它们只是让人内心更加烦乱；收音机播放的内容，每种语言都与另外一种语言的内容相反。我来到街上，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人，让和他一样一无所知的我来说会不会发生战争。我自己在不安当中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在打听、在推测、在议论，尽管我非常清楚，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见识、经验和远见，在那十几个陌生人的决定面前显得一文不值；在二十五年以内，再一次束手无策地面临厄运，没有任...
    《昨日的世界》
    自从一个小时前，我不光是这个国家里的外来人，而且是一个敌对国的外国人。我被强行流放到一个地方，一个我跳动的心不愿认可的地方。一个人因为他的种族和思想方式，被标记为与德国格格不入，因而早已经被德国排挤出去；现在，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的科层管理条例却将他，一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的奥地利人，强行划归为德国人。这种荒谬的情形实在是难以设想。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我还在用德语写作，用德语思考，可是我的每一个想法，我能感觉到的每一个愿望，都属于为自由而拿起武器的国家。任何其他的关联，所有过去的和曾经的东西，都已经被扯断、被打碎。我知道，在这次战争之后，一切都不得不重新开始。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都成了泡影。比我自己的死亡更令我害怕的，是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现在是第二次开始发生了。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充满激情地致力于在人性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这个最需要牢不可破的共同体的时刻，却因为这极度的排挤让我感觉到如此无用和孤独，这是我的生活中前所未有的。
    《昨日的世界》
    阳光照耀得充沛而强烈。在回家的路上，我一下子注意到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如同我从就在眼前的这场战争中看到另外一场战争的影子。战争的阴影会无时不在，它再不会离我而去；这个影子，会日夜笼罩在我的想法当中。也许，它那昏暗的轮廓也出现在这本书的某些书页里。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昨日的世界》
    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群诺曼底的有钱农民在参加洗礼之后走进家高级餐馆玛德莲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馆。他们穿着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马蹄似的噔噔直响，一身自己老家的服装，头发上涂着一层厚厚的发油，连厨房里的人都可以闻到香味。他们高声谈话，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门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轻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他们身为真正的农民，坐在身穿漂亮的燕尾服和浓妆艳抹的人群之间，却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者，那个胡子刮得非常光亮的服务员也不会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是以对待部长们或者阁下们的同样礼貌和周到侍候他们。要是在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如此乡下气的顾客早就用鼻子吭气了。在巴黎的梅特尔大饭店甚至把以特别的热情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顾客当做一种乐趣。巴黎人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而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在繁华的大街和肮脏的小巷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热闹和欢乐。
    《昨日的世界》
    这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当决定时代命运的那些巨大运动开始之初，历史往往让同时代的人无法认识清楚那些运动。
    《昨日的世界》
    我身边的这个国家奥地利和我周围的世界开始逐渐恢复正常，所以我也不可以再跟着蹉跎岁月；我先前还能够说：“我现在开始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一但这样一个自己糊弄自己的岁月已经过去。我已人到中年，不再是光许愿的年龄。在人生的中途最要紧的是，坚定自己的夙愿并且砥砺自己，要不然就彻底放弃自己的初衷。
    《昨日的世界》
    现在，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们毁灭或者爱惜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逼着我们受奴役。他们为千百万人决定战争或者和平。而我在那个时候就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抵抗，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那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脑子里正在形成的想法，关系到已经产生和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和睡眠，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人们在不安中打听，议论胡扯、讨论，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来所积累的全部知识、经验、预见，在那十几个不认识的人的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知道，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缺乏毅力。
    《昨日的世界》
    也许在这种狂热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种惊涛骇浪如此凶猛、如此突然地向人类袭来，它表面上泛着泡沫，它将人形动物身上那些昏暗的、无意识的原驱动和本能推到上面来。这种诉求，就是被弗洛伊德深刻地称为“对文明之厌恶”的大发作：人们要有那么一次契机，去冲破市民社会的法律法条，让最原始的嗜血本能尽情放纵。与这种狂热掺和到一起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黑暗力量：献祭的欢娱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然轻信，旗帜与爱国主义言辞的巫术魅力。有那么短短的一刻，这种无法想象的，几乎用言词无法描述的千百万人的如醉如痴，给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行以一种狂野的，几乎是摧枯拉朽般的推动力。
    《昨日的世界》
    我们并不指望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能够在自己的身上重现，单单他的存在就给我们增添了力量。他直观地证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座城市和我们的社会阶层也有可能出诗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毕竟也是来自同样的犹太——市民阶层，和我们一样；这位天才住的房子和我们住的房子差不多，也有着同样的家具，在同样的社会阶层的道德中成长起来，也在同样严格无趣的人文中学读书，他也学了同样的课本，在同样的木头板凳上坐了八年，也像我们一样没有耐心，与我们相似，对一切精神价值充满激情的热爱。但是，看啊，就在他还不得不在学校的板凳上磨裤子时，必须在体操大厅来回踏步时，他一个箭步就成功地飞越了周围的环境和逼仄，飞越了他的城市和家庭，从而进入一种没有限制的境界。在某种程度上，霍夫曼斯塔尔以活生生的实例向我们表明，从原则上讲，在我们的时代，即便在一个奥地利的人文中学这种牢笼般的气氛中，也是可以来完成诗歌创作的，甚至还有可能被印刷出来，被盛赞，成为名人！对于尚未成年的男孩子的心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力！里尔克则意味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鼓励，它以一种让人心安的方式来补充霍夫曼斯塔尔带来的那种激励。纵使我们当中最为狂妄的人，似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霍夫曼斯塔尔一争高低。我们知道他是早熟天才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如果将我们自己十六岁时的诗歌与这位著名人物在同样年龄时的作品相比，我们会感到羞愧；同样，如果将自己与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在人类思想宇宙中的航行相比，我们也会为自己汗颜。里尔克也是在很早时，大概也是在十七八岁时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但是，里尔克早期的作品，如果与霍夫曼斯塔的那些比较起来，甚至可以说是绝对不成熟、幼稚和天真的诗歌，只有带着不那么挑剔的眼光，人们才可能感知到其中些许的天才踪迹。直到后来，当这位被我们无比热爱的诗人在二十二岁或者二十三岁时才开始出现有个性的长足进展：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一个人...
    《昨日的世界》
    在一起。每个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都有诗性或者诗性的驱动。当然，在大多数人那里，诗性就如同一阵稍纵即逝的波浪一样流过，这种热衷很少能延伸到青春期以后，因为它本身就是青春的焕然勃发。我们班级里的五名校园演员没有一个成为舞台上的真正演员，登上《潘神》和《艺术叶片》的诗人们在令人震惊的锋芒初露之后变成庸常的律师或者官员，也许他们今天在忧郁地或者嘲弄式地讥讽着自己当年的野心。我是这些人当中唯一一直保留着创作激情并让它成为整个生活中的意义和核心的。但是，我是多么充满感激地去想到这些同学啊！他们曾经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我从这种火热尖锐的讨论当中，从这种狂野的你追我赶的劲头当中，从相互的欣赏和批评当中，早早地开始了练手和磨砺神经，领略到了精神宇宙中的辽阔和宽广，这些多么有力地促使我们超越了学校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你这令人心迷的艺术，在多少个灰暗的时刻……”，每当舒伯特这首不朽的歌曲响起时，我眼前就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我们缩着肩膀，坐在学校板凳上的情形，而后在放学路上，我们有着怎样放着光彩的、激动的目光，满是激情地解析着、背诵着诗歌，忘掉了空间和时间的束缚，真正“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
    《昨日的世界》
    我们是怎么找到时间来读这些书的呢？这时我才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我们的睡眠和肢体活动为代价的。虽然我每天早上应该七点起床，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夜里一点到两点以前放下手中的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已经夜深，我也要再看上一两个小时书才睡觉。在我的记忆中，每天总是在没睡醒时起来，用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洗漱，然后被驱赶着去学校，一路跑着吃黄油面包。毫不奇怪，我们这些小学究都是骨瘦如柴，满脸菜色，看起来好像还没有成熟的水果一样，我们的衣着也很不讲究。我们的每一分零花钱都花在看戏剧、听音乐会或者买书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太注意去讨好年轻姑娘，我们只是想到要让高级人物注意到我们。和年轻姑娘一起散步，在我们看来那是浪费时间。思想上的傲慢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另外那个性别在精神上价值低下，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肤浅的闲聊中。要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当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忽略所有体育运动，甚至予以蔑视，这可并不容易。不过需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体育运动的浪潮还没有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上。那时还没有那种当一个拳击手用拳头击碎另外一个拳击手的下巴时，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出于兴奋而大呼小叫的体育场；报纸也还不像现在这样，用整栏的篇幅以荷马一般生动传神的描述来报道一场曲棍球的比赛。摔跤比赛、田径协会、体重分级的赛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还属于城郊的活动，屠宰师傅和搬货工是这些活动的观众；最多那些高层的、贵族的赛马比赛——一年也就那么几次——能吸引一些所谓的“上层社会”来到赛马场，可是我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在我们看来，每一种身体活动都干脆是浪费时间。当我在十三岁时开始感染上文学——艺术的传染病以后，就不再去滑冰，将父母给我学跳舞的钱用在买书上。在十八岁时，我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不会打网球。至今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车，在体育活动方面，每个十岁的孩子都会胜我一筹。即便到了今天，1941年...
    《昨日的世界》
    可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野心当中，很少意识到在我们的家乡所发生的危险的改变：我们只去看书、看画。我们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丁点儿兴趣：这种刺耳的争端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当整个城市因为选举感到不安时，我们却走进了图书馆；当大众奋起反抗之时，我们在写作和讨论诗歌。我们像古代巴比伦的伯沙撒国王面对珍馐盛宴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着各种珍贵的艺术佳肴，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火红的字符，没有惊恐地看到未来[插图]。直到十几年以后，当这座大厦房倒屋塌、颓墙残瓦砸到我们头顶时，我们才意识到这里的地基早已经淘空了。与新世纪同步开始的，是个人自由在欧洲的没落。
    《昨日的世界》
    那么，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会有哪些可能性呢？在其他阶层，所谓的“底层”，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乡下，一位十七岁的男佣工已经同女仆睡觉了；要是这层关系产生了后果，人们也不太在意，在我们的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非婚生子女的数量要多于婚生子女的数量。在城市的无产者阶层，男工人在结婚之前已经同女工以“野婚”的形式生活在一起。在那些生活在加利西亚的正统犹太教徒当中，一位几乎刚刚算得上成年的十七岁小伙子就娶了亲，四十岁时已经当上了爷爷。只有我们的市民社会才鄙视早婚这种克服性欲问题的办法，因为没有哪个父亲愿意将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位二十一岁或者二十岁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还不够成熟。这又暴露出来一种内在的不诚实，因为市民阶层的社会时间表与自然时间表根本不一致。就自然天性而言，十六岁、十七岁已经是男人，而在社会当中，如果一位年轻男人要想获得“社会位置”的话，在二十五六岁之前几乎不可能。于是，在自然的男性性征和社会认可的男性性征之间出现了一个人为的空档，这一时间空隙长达六年、八年甚至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年轻男人得自己去想办法，寻求解决性欲求的“机会”或者“冒险”。不过，从前的时代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太多可能。只有为数很少的、非常富有的年轻人才能享受“包养”一位姘妇的奢侈，这是说，给她提供一套住房和生活费。同样，也只有少数几个特别幸运者才能实现当时文学中的爱情理想，即与一位已婚妇女保持关系，这是唯一可以在文学中出现的罗曼司。剩下的人大多在与女店员或者酒吧女厮混，但是这又不能带来很多内心的满足。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之前，女性还不能独立加入公共生活，因而只有那些来自最贫穷的无产者阶层的女孩儿才能一方面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做到保持暂时的性关系却并无严肃的结婚意图。这些姑娘衣着寒酸，在每天十二个小时薪酬低廉的艰苦劳作之后疲惫不堪，不修边幅（在那个时代一间盥洗室还是富人家才有的特权），她们在一个狭小的...
    《昨日的世界》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剥夺了我的自由和我的创作，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希特勒既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昨日的世界》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对所有的知识分子来说，俄国成了战后最具吸引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地赞美这个国家，有的人疯狂地和这个国家为敌，但他们对俄国都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宣传与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各种尝试很可能会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
    《昨日的世界》
    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生存的历史中仅仅是一瞬间。
    《昨日的世界》
    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会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变成泡影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看得越多，心中越糊涂。 话又说回来，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仅仅是我一个人有吗？难道俄罗斯人身上就没有吗？甚至在我们来此纪念的这位托尔斯泰的心灵中，难道就没有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吗？在我们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火车上，我跟卢纳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纳察尔斯基对我说：“托尔斯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清楚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就像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乃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族都缺乏耐性，我们总是想要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真理'。这位托尔斯泰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
    《昨日的世界》
    他身后的事完全按照他的意愿办理。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酸，从而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是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那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像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痛苦不堪；他被埋葬在那里，就像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像一个不知姓名的士兵。
    《昨日的世界》
    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像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的俄国，也不是今天的俄国，而是一个具有宽广、坚强和深沉灵魂的永恒民族的俄国。他的内心在那些岁月仍然踌躇彷徨。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但他在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他始终感到良知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岁月里每个星期都会作出新的决定，而那些决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昨日的世界》
    照高尔基的描述，那个场面非常动人，他对新一代的俄罗斯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么畏首畏尾，要么激烈无比，却从来不会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神采奕奕。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他说：“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把一切都撂下：把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那艘军舰在蓝色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回到俄国，这样我也许又会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昨日的世界》
    不过，我却不得不过了好几年以后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个人的时候，迫害就会不断升级。就像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昨日的世界》
    这前后对比才使我感到战后那几年国泰民安的岁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恢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信赖、对人类的信赖。
    《昨日的世界》
    这些手稿同时也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之谜中，创作的秘密最深奥和最玄妙。大自然不让人摸透创造的秘密：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和一个人是怎样产生的，大自然从来不让人掌握其中最关键的奥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绝不迁就地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就连诗人自己、音乐家本人事后也无法说清楚他灵感产生的那一瞬间。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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