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句子 | 关于人生的句子 | 描写人生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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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等着黑夜来临，才能暂离这烈日和路途中的炽热白光往后白昼变得越来越长了。我们是在2月中旬离开森松特拉的，3月初往后，天就亮得很早了。天黑之后我们刚闭上眼，太阳就再次把我们晒醒了，还就是这个好像刚刚才落下去的太阳。夹在一大群人中间赶路，我从没有感觉到生命流动得这样，人生是如此残酷；我们就像一大团层叠在烈日下的虫子，在这尘烟中扭动着身躯。这尘烟把我们所有人困在同一条道上，胁迫着我们前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这尘烟，目光滞留在这尘土上，好像撞上了某种不能逾越的东西。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0

夹在一大群人中间赶路，我从没有感觉到生命流动得这样慢，人生是如此残酷；我们就像一大团层叠在烈日下的虫子，在这尘烟中扭动着身躯。这尘烟吧我们所有人困在同一条道上，胁迫着我们前行。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这尘烟，目光滞留在这尘土上，好像撞上了某种不能逾越的东西。而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像一块厚重的灰影，自上而下，重压在我们头上。

胡安·鲁尔福《燃烧的原野》0

P208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钱穆《国史新论》0

P274 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P286 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

钱穆《国史新论》0

则试问，共产主义的思想依据，固然是唯物的，而资本主义的终极趋向，又何尝不是唯物的呢？双方的共同点，岂不都是在物质经济上？至于个人自由与阶级斗争，则只是达到物质享受与经济分配两种手段技术上之不同而已。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接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主义则转向到共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竞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高明多了。西方人无传统观，进国人则称之曰法统。法由人造，随时更改，何得有统。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制。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时则随时变易，故法亦无统，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可以历久而长存。

钱穆《国史新论》0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カ，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千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0

“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摩天大厦林立市区，此皆所谓“富润屋”。而蛰居屋中之每一人，更无地以润身。只是润屋，不润身。集此无德不润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为公民。人生乃为财富所公有，不为此身所私有

钱穆《国史新论》0

中国知识分子，并非自古迄今，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厥为其始终以人文精神为指导之核心。因此一面不陷入宗教，一面也并不向自然科学深入。其知识对象集中在现实人生政治、社会、教育、文艺诸方面。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

钱穆《国史新论》0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是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钱穆《国史新论》0

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

钱穆《国史新论》0

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公？

钱穆《国史新论》0

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社会则转向无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竞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中国人有创业有守成，西方则有创无守，有业无承。故中国观念有传统，而西方则无之。......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治。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数则随时变易，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可以历久而长存。或疑科学亦由人类智慧所发明，但此种智慧乃从人心之兴趣来，兴趣则随时随地随人而易变，并易生厌倦。中国人之智慧则从心性之全体来，故重在道义上，乃天人合一，不专以随时随地个人之兴趣为依归，并亦不会有厌倦。故道义有传统，而兴趣则不能有传统。西方人之科学发明，亦实无传统可言，因此无持久之希望与把握。此则亦当深思而极论者。西方社会既属个人主义，故其父成为一大资本家，其子女转易对资本生厌倦心。历时既久，而人心之厌倦亦甚。其事业之不能长继永传，亦自无疑义。

钱穆《国史新论》0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0

“圣”的向往与崇拜，这可说是儒家精神。而道家如庄周，则认为“圣人”二字，便已容易引人入迷，容易叫人误想作圣人是高出于人人的一种超越外在。于是他高唱归真反朴，回于自然。因此中国道家的个人主义，要叫人能“和光同尘”，挫去个性光芒，将个人默化于大众之深渊，混茫一体，而决不是要求个性在群体中自露头角。因此，道家不称他们的理想人为圣人，而改称为“真人”。儒家的圣人，人人可为，而道家的真人，则自然即是，为则失之。道家不仅认为理想政治应“无为”，即整个理想人生还是一“无为”。道家所谓“内圣外王”，乃以一理想的无为人格来领导理想的无为政治。一切有为，皆从无为出，皆须从无为上建体。以“无为”之体，发生“有为”之用。那种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道家理想中，不该冲出大圆外线，不该破坏此一大圆形。多角放射，应该回向此圆形中心，应该包括涵盖在此大圆形之内。

钱穆《国史新论》0

智识与理想生活成为超群体而外在，为多角形的尖锐放射。在此种社会里，必然要求一个共通的，为群众内在所公有而共享的智识体与生活理想。而此一种智识体与生活理想，亦用一种超越外在的形式而出现，是即宗教、即上帝与神。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人生理想生活最高发展之可能，不是诗人、音乐家、雕刻家等，而是成为上帝之子与宗教信徒。

钱穆《国史新论》0

他们想象中的归真返璞，挽回结集城市的智识分子重归农村，挽回历史潮流重返淳古。这一意向，在西汉农村学者的潜在意识中，早已埋下深根。西汉学者表面是儒家化，内心底层却有道家味。东汉士大夫的风义节操，无宁是偏向个人主义，较重于偏向社会大群。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诸葛亮肯为刘先主鞠躬尽瘁，固可说有“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观点，但更主要的，是为“三顾茅庐”一段朋友间的肝胆真诚所激动。否则“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道家态度，不是儒家精神。道家思想，在西汉时是标揭黄老，到魏晋之际则标揭庄老。黄老尚带政治性，庄老则径走上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经历史文化长时期的一番洗礼，更回不到太古淳朴，却变成在个人恬退上，刻意追求一个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的人生。

钱穆《国史新论》0

东汉学风，渐渐从宗教意识转变到艺术趣味。每一个私人生活，当作一艺术品来观摩，来欣赏。郭泰、徐、黄宪，举世风靡，备受倾倒。东汉学者的基本情调，还是农村的，而渲染上大都市集团社交色彩。他们没有西汉人那样醇朴厚重，也不像战国人那样飞扬活跃，他们却有春秋时代人之雍容大雅。只春秋是贵族式的，或官僚式的，而东汉则成为平民式、书生式的了。书生的潜势力，已在社会植根甚深，他们内心有一种高自位置、不同凡俗的直觉。他们成为书生贵族，不像战国时代平民学者之剑拔弩张，也不像西汉时代乡村学者之卑躬折节。

钱穆《国史新论》0

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个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因此他们从政治兴趣落实到人生兴趣上，而此一种人生兴趣，实极浓厚的带有一种宗教性。所谓宗教性者，指其认定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经此认定，而肯把自己个人没入在大群中，为大群而完成其个人。

钱穆《国史新论》0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可知中国学者何以始终不走西方自然科学的道路，何以看轻了像天文、算数、医学、音乐这一类智识，只当是一技一艺，不肯潜心研究。这些，在中国学者间，只当是一种博闻之学；只在其从事更大的活动，预计对社会人生可有更广泛贡献之外，聪明心力偶有余裕，泛滥旁及。此在整个人生中，只当是一角落，一枝节。若专精于此，譬如钻牛角尖，群认为是不急之务。国家治平，经济繁荣，教化昌明，一切人文圈内事，在中国学者观念中，较之治天文、算数、医药、音乐之类，轻重缓急不啻霄壤。因此治天文，治算数的，只转入历法方面，俾其有裨农事。如阴阳家邹衍一辈人，则把当时仅有的天文智识强挽到实际政治上应用，讲天文还是在讲政治原理，讲仁义道德，讲人文精神。至如音乐之类，在中国学者亦只当作一种人文修养，期求达到一种内心与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种工具。孔子最看重音乐，他对音乐看法即如此。放开一步，则用在人与人交际上，社会风俗陶铸上，还是一种工具，一种以人文精神为中心向往之工具。因此在中国智识界，自然科学不能成为一种独立学问。若脱离人文中心而独立，则只当是一技一艺，受人轻视，自不能有深造远至之望。

钱穆《国史新论》0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钱穆《国史新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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