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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这两个大的难题，是现代思想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现代性问题。我想在这本书中与你一起探索，思想家们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什幺样的思考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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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的提问中，有三个关键词：幸福、痛苦和意义，而且其中暗示或默认了这样的逻辑等价式：幸福约等于不痛苦，而痛苦约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才会问：“思考本身还有什幺意义？” 但问题在，这个逻辑等价式成立吗？仔细推敲的话，这是非常可疑的。我们一般把“痛苦”看成是“快乐”（pleasure）的反义词，但是痛苦和幸福（happiness）的关系就复杂得多。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我现在发明了一种“快乐药丸”，吃了以后你再也不会感到痛苦，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或者绝大部分事情都会让你感到快乐。并且，这个药是安全的，没有任何副作用。你愿意服用这个药吗？肯定有人会说“我愿意啊，那多爽啊”。日常生活所有的点点滴滴，都能让你快乐让你爽，生活就是从爽、到爽、到更爽。但一定也会有人怀疑，很爽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吗？至少，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不支持这一点。至少，生命的体验需要对比才有意义。如果从未感受过寒冷，就无法体会“温暖”的意义。痛苦和快乐、光明和黑暗等，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体验过困难，你无法真正享受成就带来的满足。因此，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等于单纯的快乐。更何况，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虚拟的“快乐药丸”。幸福当然不等于痛苦，但必定包含某种痛苦，而痛苦的类型和程度又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无法做详尽的展开。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幸福是丰富的体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所以，不能将“不痛苦”当作幸福的必要条件，或者把痛苦等同于没有意义，这可能是一个认知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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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幺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打个比方，比如你参加一次马拉松长跑，有人告诉你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你要是把这个奖杯当成目标，满怀希望跑到终点，却发现什幺都没有，那你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但如果从一开始你就根本没想过奖杯的事儿，那到达终点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奖杯而感到失落了。麻烦的是，自古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尼采非常欣赏古希腊神话的精神。在希腊神话中，有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阿波罗代表一种理性的精神，而酒神狄奥尼索斯注重生命本能的创造力，带有否定理性的反叛精神。在尼采看来，希腊神话中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平衡，能够焕发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性。但是，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上一节讲到的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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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和物的存在究竟有什幺区别？我们都知道，人是有意识的，而物品没有。但有意识的人和没有意识的物，究竟不同在哪里呢？你可能发现了，区分这两种说法的关健就在于有没有意识。可意识究竟是什幺呢？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环磨着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意识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幺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幺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课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幺意识本身呢，就什幺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幺。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幺东西，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幺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幺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是有待形成的，原因就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是虚无。好，那又怎样呢？是说我们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还是说我们必须四大皆空呢？都不是。萨特会说，人的存在根本上是虚无，这赋予了人一个永恒的需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说“大自然厌恶真空”，同样地，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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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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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想说的要点是，探索人生无须慌张，更不用将探索变成一桩“苦大仇深”的事情。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除此之外，因为人生意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就不能彻底难倒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做出一些自己的回应，就算旁边有个“学霸”，也不能把我们吓住。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 “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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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第二个假设是人性自利假设。资源匮乏与人性自利这两个假设，是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映，这也意味着公共秩序无法自然形成，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首先要求一套公共的规则，经常体现为习俗或者法律；其次要求落实规则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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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诞，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难道我们不能使自己成为上帝吗？就算哪怕试一试也不行吗？”在尼采的心目中，超人能够在上帝死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追求自身生命力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这就是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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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贪欲，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也是终极关怀的两大难题。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为应对死亡和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们能够确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确地回答终极关怀的困扰，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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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提到，现代性的困境体现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个体的心灵生活和公共的社会政治事务。这两大问题彼此关联，但在分析的层面上仍然可以分别予以探讨。这一章我们将进入心灵生活的领域，着重探讨困扰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一些现象，比如精神迷茫、情感困惑、丧文化、虚无感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或者“信仰危机”。 “信仰危机”这个说法你可能并不陌生，但它究竟是什幺意思呢？这一章的路标，就为你做两个背景提示。第一，常常听人说，人生信仰很重要，但人究竟为什幺需要信仰来生活？第二，在现代社会确立信仰为什幺要比在传统社会更为困难，这幺做又会造成什幺后果呢？理解这两个背景提示以后，你会对本章将要出场的三位思想家，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有基本的认知。人为什幺需要信仰来生活呢？1835年8月1日，一个22岁的大学生在日记里写道： “我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要在我内心里弄清楚：我到底要做什幺事情？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确实的真理，找到一个我能够为此而生、为此而死的信念。” 写下这段话的大学生是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思想的源头。他的这段话是不是会激发你的共鸣，或者让你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你也会思考类似的问题，关切生命的根本意义，这种关切就是哲学家说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不只是哲学家的关怀，而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内心体验。比如，辛苦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心里琢磨，我这幺辛苦工作到底是为了什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为了成家立业，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有房子、有车子，让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以后让子女能享受更好的教育确立一个具体的目标并不难。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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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幺人类需要政治权威来建立和维护公共秩序呢？政治学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如果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可以心想事成，那幺就不会出现因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各种冲突，秩序很容易形成，也就不需要政治权威保障公共秩序。第二个假设是“人性自利”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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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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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把现实利益和思想观念截然分开，虽然是一种方便的思维模型，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人对利益的认知有非常丰富的层次。生存与安全以及基本饮食居住保障，是基本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亲密、友爱和归属感也是对生活的重要需求，当然也是利益。人希望获得肯定、承认或者尊重，获得工作的成就感、创造的满足感，以及身份认同感等，这些都是人生重要的需求，由此构成了利益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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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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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幺，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幺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幺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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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感到欣慰的是，在美国有关“白人将在半个世纪之后变为少数族裔”的人口统计资料和一系列讨论及前景预测，并没有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弹。其实，同时公布的研究资料还有一些照理说是相当刺激的消息。例如，到2050年，美国将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是混血儿。在民意测验中，显示了白人对于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有着“无可奈何的容忍”，大多数人只希望移民趋势能够缓和一些，以使得“改变的速度放慢”。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社会宽容度了。它的存在正是二百年来美国人道德追求和人性思考的结果，也是这个社会自我反省功能不断加强的结果。在美国的种族融合的努力中，克林顿总统当任的美国行政分支还是相当注意协调矛盾的，并且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在这份对于美国人有着重大意义的人口结构研究报告在二十世纪末公布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于美国在人口结构上的这样一个趋势，他乐观其成。他不仅认为这是美国的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多元文化是好的。它表现出美国的理念和机会不受血脉和肤色的限制。他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欧洲文化不再成为美国的主流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和睦相处，那幺，我们就完成了自开国和解放奴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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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青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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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总统对于战争主题的切换，还使得南方有一种埃了打还“有口难辩”的感觉。黑人也就成为北方“打得有理”的间接原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奴隶制以战争方式在南方解决以后，与废奴后的北方不同的是，南方开始了战后长达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几度出现针对黑人的民众性的排斥，恐吓甚至暴力。这些情况是在奴隶制时代都不曾出现的。由于历史不能重演，因此，我们确实不知道，即使南北战争中所支付的六十万生命统统不算的话，在渐进推动和战争速决两种废奴方式下，究竟哪一种方式使得黑人支付更小的代价，哪一种方式可以使南方更早进入真正的人性醒悟，迈出可以称之为“历史进步”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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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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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我以前的信，你一定还记得，按照美国的司法制度，事案件要在案发地的法庭上审理，只有陪审团才有权确定被告是否有罪。现在这一谋杀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小镇上，那儿的占了大多数的白人居民几乎全部是具有种族偏见的人。陪审团只能由他们中的人组成，你必须在法庭上说服这样的陪审团，让他们来认定并宣布被告是有罪的。难就难在这里。这两个血腥谋杀案的发生在美国南方是有历史渊源的。南北战争以后南方种族主义最野蛮的一幕，就是民众私刑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信里向你介绍过，美国的极端南方，一方面，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法治薄弱点，在美国建立之前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在传统上最缺乏人性思考的地区。因此，那里一向有民众私刑的发生。只是在南北战争以后，变得急剧恶化了。由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和基本潮流，美国南方的民众私刑并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混乱时期的“常态”，而是一个相对未开化和野蛮的地区，在和平时期里阵发性的小型民众暴乱。它在一开始，常常和失去理智的民众在盛怒之下企图自行执法有关。所以，最初的发作，常常都有一个类似刑事案件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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