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事业"的句子:本页收录的事业的句子/关于事业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事业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我曾经自己给自己臆想出一整套奇异的经历,并编造出一整套生活,以便有个什么由头凑合着活下去。我曾经有好多次一唔,比方说,深感委屈,就这样无缘无故、煞有其事地,可要知道,你自己也明白,有时候你会无缘无故地深感委屈,你这是在装腔作势,可最后你竟然真的感到自己的确受了委屈。不知何故,我一辈子都热衷于玩这套把戏,以致最终我竟难以自制。有一回我曾试图强迫自己去恋爱,甚至出现过两次。先生们,请你们相信,结果我饱尝痛苦。我在心灵深处并不相信这是痛苦,还暗自嘲弄自己,然而毕竟深感痛苦,而且是千真万确、名副其实的痛苦。我妒火中烧,身不由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无聊,先生们,一切都是因为无聊。惰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须知,意识产生的直接的、合法的、必然的结果一就是惰怠,即有意识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对此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对此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我再重复一遍,郑重其事地重复一遍: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味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已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然而,就以我为例吧,我是怎样做到心安理得的呢?我所依凭的最原始的原因在哪里呢?根据又在哪里呢?我到哪里去找到它们呢?我开始思考,于是,我的每一个最原始的原因便立即引出另一个更为初始的原因,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正是每一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因此,这可能又是自然规律。那么,结果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老一套。请你们想想:我不久前所说的关于报复的话。(也许,你们并未在意。)我说的是:一个人进行报复,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行为。也就是说,他我到了最原始的原因,找到了根据,那就是:正义。因此,他在所有方面都很心安理得,并且由于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正当而又正义的事情,因而他就措置裕如、卓有成效地实施报复了。可我却看不出其中有何正义,也找不到其中有何美德,因此,如果我实施报复的话,那只是出于愤恨。愤恨自然能压倒一切,战胜我的一切疑虑,因而也就水到渠成地完全成为替代最原始原因的原因,这恰好是因为它并非原因。然而,假如我连愤恨都没有(我刚才就是从这一点谈起的),那可怎么办呢?我的愤恨毕竟还是由于这些该死的意识规律而起了化学分解。瞧,对象在悄悄挥发,理由在渐渐蒸发,罪魁祸首却找不到,欺辱变得不再是欺辱,而变成了天意如此,变成了谁都没有过错的牙疼之类的东西,因此剩下的仍旧是那条出路——也就是更猛烈地撞墙。于是乎只好漠然置之,因为找不到最原始的原因。可你也可以试一试盲目地沉醉于自己的感觉,不假思索,不寻找最原始的原因,哪怕...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所有那些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们,他们之所以充满干劲,无非是因为他们脑筋迟钝和智力有限。这情况应当怎样解释呢?应当这样解释:他们由于自己智力有限,于是就把最近的、次要的原因当成了始初的原因,于是也就比别人更快和更容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的无可争辩的基石,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主要的。要知道,为了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不留一丝一毫的疑虑。比如,我是怎样使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呢?我关注的始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它的基石又究竟何在呢?我是从哪里找到它们的呢? 我练习思维,因此,我的任何一个始初原因就会立刻连带地拽出另一个起始更早的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穷。任何意识和思维的本质就是这样。可见,这又是一种自然规律。那最后结果又怎样呢?完全一样。请诸位想想:方才我讲到报复。(你们大概没有领会)。我说,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就是说,他找到了起始的原因,找到了基石,具体说:就是这样做的正义性。可见,他各方面都十分心安理得,因此他报复起来也就十分从容,十分成功,因为他坚信他正在做一件光明磊落而又十分正义的事。可我却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正义性,也找不到这里有任何高尚的品德,因此,如果要报复,那就只能出于一种愤恨。当然,愤恨足以战胜一切,足以战胜我的所有疑虑,可见,正因为愤恨并不是原因,所以它能够顺顺当当地完全取代那个始初的原因。但是,如果我连愤恨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要知道,方才我就是从这点开始谈起)我心中的愤恨,又由于意识的这些可恶的规律遭到了化学分解。睁开眼睛一看——对象挥发掉了,理由蒸发了,找不到有罪的人,侮辱也就变成了不是侮辱,变成了命该如此,这在某方面颇像牙疼,谁也没有错,因此剩下的只有同样的出路——狠狠地捶墙。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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