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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人的所有要素，从他的身体到他的品格里构成人的所有成分，从他的血液到他的灵魂，都聚集在这个细胞里。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一个孩子，绝不是一颗坏牙。不能把它拔出来，跟肮脏的棉纱一起扔进垃圾堆里。一个孩子是一个人，而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受孕的那一瞬间开始，到死亡那一瞬间结束的连续统一体。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会对连续统一体这个概念有异议。你们也许会说，在受孕怀胎时，还不能算做一个人。那时存在的，只是一粒会增殖的细胞，它并不标志生命。或者说它们标志的还不如一棵伐之无罪的树，或者一只灭亡无过的虫子。作为科学家，我要立即指出，树是不会变成人的，小虫子也变不了人。构成人的所有要素，从他的身体到他的品格；构成人的所有成分，从他的血液到他的灵魂，都聚集在这个细胞里。它们所代表的，远远超过一项计划或一次允诺。如果我们使用一架能明察秋毫的显微镜来观察它们的话，我们将会跪下来，信仰上帝的。因此，也许显得很荒诞，我认为有理由使用谋杀这个词。我还要说，如果人性的多少取决于体积的广狭，谋杀的轻重取决于数量的多寡，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谋杀一个体重两百磅的人要比谋杀一个体重一百磅的人更严重。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教士、宣传海报、文人学士、政客，是他们创造了“爱”这个东西。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焦灼之针蛰刺着我的灵魂，针与针之间，激动的喜悦交替涌现。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一想起我曾爱过他，我便感到浑身都不是滋味。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情 ：教士、快乐的邮递员、文人学士、政客，还有他们当中那些做爱的人。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也许从某种确切的意义上讲，是因为我无意识地老想到它。也许因为我不愿意对别人承认我内心那种对我灵魂有害的怀疑。今天，那种单纯想杀死你的想法杀死了我，这种想法仍旧在我心头涌起。那些关于鸡崽的谈话把我弄糊涂了。当我把你的图片给我朋友看，并向她指出你的眼睛、你的手时，我朋友脸上现出的那种不耐烦的神情把我给弄糊涂了。她对我说，要真正看清你的眼睛、你的手，就得使用一个倍数很大的显微镜才行。她笑我生活在幻觉中，笑我想在这种幻觉中让我的情感和梦想合理化。她甚至解释说：“这就仿佛是你把蝌蚪从园子的池塘中逮出来，以便它们不能变成青蛙，让你整夜听不到它们烦人的聒噪。”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爱过他吗？看来有一天，我和你将必须就被人们称为爱情的那件事情作一短短的交谈了。我仍然不理解爱情究竟是什么。我在想，它恰似一场巨大的骗局，它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保持安静和获得欢愉。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爱情：教士、快乐的邮递员、文人学士、政客，还有他们当中那些做爱的人。他们常把爱情当作平息人们生活悲剧的灵丹妙药，但它又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背叛和扼杀着他们的肉体和灵魂。我恨“爱”这个字眼，因为我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语言中都能轻易找到它。比如：我-爱-行走，我-爱-吸烟，我-爱-自由，我-爱-我亲爱的，我-爱-我的孩子。我试图在我的生活中绝不使用这个字。我甚至不想问自己，是否那种正困扰着我心灵和思想的东西就是被他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我的确不知道我是否爱你。我不想通过爱来想你，我想用生命来想你。
    奥里亚娜·法拉奇 《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李泽厚：名牌穿在身上时是负担。我们穷尽心思占有的东西，有时候却成为我们幸福路上的绊脚石。古希腊哲学家艾皮科蒂塔：一个人生活中的快乐，应该来自尽可能较少对于外来事物的依赖。摒弃无关紧要的事，过专注的生活，才能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落在心上。生而为人，不仅需要肉体的庇护所，更需要灵魂的栖息地。如果内心是一片荒芜，生命也会跟着俗气不堪。每块木头可以成为一尊佛，只要去掉多余的部分。把精力放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洞见君 《洞见不一样的自己》
    行走世间，善良是最好的护身符和推荐信。梭罗：德行善举是唯一不败的投资。用爱对待他人，他人也会回报以爱。你的每一个善举，都曾照亮自己的灵魂。你的每个善举，都曾温暖别人的生命。世间所有的惊喜和好运，都源于你久积的人品和善良。所谓缘分，不只是巧合，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气相投。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
    洞见君 《洞见不一样的自己》
    章回小说在明清两代十分发达，其数量之大，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因此良莠不齐，高下各异。及其末流，即模式化，俗套多，事迹不外男女私情，人物“千人一面”，毫无个性与思想感情的等差和变化。一到《红楼梦》，立即展开了一幅惊人奇丽异彩的“万尺画卷”，数百人物，各个不同，声口、气质、风格、神态，绝无雷同，而且不只是一个无灵魂的空名字，个个如同现实世界，活现其情境于纸上。这则是又一奇迹，又一绝作。 第三，如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雪芹之写人，打破了以往的旧式：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都坏。《红楼》人物都是如现实中的人，其性与质都是复杂的构成品，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而不是有意美化或丑化的绝对化认识与作法。正如鲁迅所说：都是“如实抒写”，不是纯主观概念式的褒扬讥贬。 与此紧相关联的即是立足视点的多元化与感情的多元化。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红楼》艺术的突出特色。在本书中，作者不是站在一个固定的僵死点去观察观照人、物、事、境，而是从众多的“点”或“角”去进行的。他写人，各有其处境、关系、甘苦、哀乐，而不是以作者个人的心意去代替的“一面性”写法。例如写宝玉为父亲笞打，牵动了全家的每个人的心魂，无不泪下或痛哭——每个人，包括教子的严父也并非是灭绝人性的“卫道者”，他内心痛苦更大。 再如写迎春房中大小丫环与厨役柳嫂的矛盾争吵，那场对话，令你感到各有其愤怨不平的理据，又各有难言的苦处——作者绝不是“站在哪一边”专为单方硬撑强辩，护张排李。 这一特点，绝不见于以往的小说中，表明了一个极大的胸怀见解，即：大悲悯，大体贴，“众生皆备于我”。 第四，写人的手法纯粹是中华画法的精神体现：传神写照（晋代大师顾恺之的提法）。
    周汝昌 《红楼小讲》
    类似地，恐惧是生存不可缺少的情绪；它提示着危险，若没有这样的警示，没有哪种生命之物可以长久存在。勇敢的人不是其灵魂缺乏恐惧的人，或能够一劳永逸地克服恐惧的人，而是决定恐惧不是他想要展现之物的人。因此，勇敢可以成为第二天性或一种习惯，但不是说无畏取代了恐惧，就好像它也能成为一种情绪。
    汉娜·鄂兰 《心灵生活》
    从名词开始的思考过程是不可靠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现在被称作圆形的东西被称为直，而被称作直的东西被称为圆”，而语词，即寻求解释的理性的言说话语，是“虚弱的”；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点指引”去“点燃灵魂中的光亮，就好像跳跃的火花，一旦形成，就自我维持着。”
    汉娜·鄂兰 《心灵生活》
    否定所予的不是未来本身，而是作为意愿之计划的未来。……意愿从未为了意愿而意愿，或者说在意愿活动中得到满足。一旦意愿某物转变为做某事，那意志就不仅关心殊相，而且——这非常重要——渴望实现自己的目标。易言之，意愿自我的通常情绪是焦躁、不安和操心，这不仅是因为灵魂通过希望和恐惧来回应未来，而且是因为意愿的计划预设了一个一点也得不到保证的“我-能”。意愿那令人担心的不安，只能通过“我-能”和“我-做”加以平息，即停止意愿自己的活动，让心灵从它的支配下摆脱出来。简言之，意愿总是意愿去做某事，因而毫无疑问轻视纯粹的思考，因为思考的整个活动依赖于“什么也不做”。
    汉娜·鄂兰 《心灵生活》
    固然，两者都向我们的心灵呈现实际上不在场之物，不过思考拽入其持久的现在的要么是存在者，要么至少是曾经存在者，而意愿则延伸至未来，进入一个不存在这样的确定性的领域。我们的精神器官——有别于心灵的灵魂——有能力通过期待处理从这个未知领域朝向它的事物，而期待的主要模式是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模式紧密相连，因为每一种都有转向其表面上的对立面的倾向，而且由于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这些转换几乎都是自动的。每一个希望自身都携带一种恐惧，而每一种恐惧都能通过转向相应的希望而治愈自身。
    汉娜·鄂兰 《心灵生活》
    ……我们似乎就陷入了一种可以作如下表述的恶性循环：科学家制定了他们的假设来安排实验，然后用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设，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在和一个假设的自然打交道。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大增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一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54]。P227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这一倒转的激进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倒转所掩盖了，后者自柏拉图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特征并主导了西方思想史。任何对照古希腊历史读过柏拉图《国家篇》中“洞穴寓言”的人都会意识到，柏拉图所要求的哲学家的转身（periagoge），实际上是对荷马的世界秩序的倒转。因为处在洞穴的地下世界里的，不是在荷马的冥府那里的死后生活，而是尘世的普通生活；灵魂不是身体的影子，而身体是灵魂的影子，荷马用无感觉的、幽灵般的运动来描述死后灵魂的无生命存在，现在它们被用来描述人的麻木、无意识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洞穴，去观看过天上可见的永恒理念。[58][58]特别是柏拉图在“洞穴”故事中用的词eidolon（魂影）和skia（影像），使整个故事读起来像是一种对荷马的颠覆和回应，因为这些也是荷马在《奥德赛》中描述地狱时所用的关键词。P23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赖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如果它们进入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 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 permanence），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P127）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人与自然进行新陈代谢的繁殖力，来自劳动力的自然富余，仍带有我们在自然大家庭中处处可见的丰裕。所谓劳动的“幸福或喜悦”，是体验到的纯粹活着的乐趣，也是我们与所有其他生物共有的乐趣，并且是人唯一能在自然规定好的循环中，心满意足地转动的方式。苦干和休息，劳动和消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夜交替、生死轮回有着同样的快乐和同样无目的的规律性。辛苦愁烦的回报在于自然的繁殖力，在于这个“辛苦愁烦”的人怀着平静的满足，相信他做了他该做的，相信他会通过他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未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与古典时代对生命的看法不同，《旧约》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而无论死亡或劳动都不是恶。《旧约》的族长故事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是如何不关心死亡，他们如何既不需要个人尘世的不朽的保证，也不需要灵魂不朽的保证，以及死亡如何以熟悉的夜晚形象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静而永远地休憩“在往昔美好的岁月和年华老去当中”。内在于劳动的快乐，基本上来说是活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可能在工作中找到，也不应该把它误解为实现任务和获得成就后，短暂的如释重负之感和欢乐。劳动的幸福是辛劳和满足相继的过程，就像生产和消费作为维生手段紧密相继一样，以至于幸福只是这个过程本身的件随物，正如肌体健康运转伴随着愉快一样。尘世生命的赐福已经被我们概念化和通俗化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把这种劳动人的基本现实表达为一种“理想”。追求这种幸福的权利如同追求生命的权利一样不可否认，甚至与之同等。但是幸福与幸运并无共同之处。幸运是少见的、不持久的，人也无法去追求，而要依靠运气和机遇；尽管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人也追求好运（ good fortune），但好运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他们却并不快乐，因为他们还想长久地保持和享有这份幸运，仿佛幸运也是用之不竭的“好东西”一样。在这个规定好的循环——痛苦地消耗和愉快地再生——之外，没有持久的幸福可言；任何打破这一循环使之失去平...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行动向制造转化的模式是多么地一贯和成功，从整个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所用的术语中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证实，政治理论和思想如果不使用手段和目的范畴，并以工具性来思考的话，就几乎不可能讨论问题。也许更令人信服的是，所有现代语言中流行的谚语都异口同声地建议我们，“谁要达到目的，也就必须追求手段”，“不打碎鸡蛋就无法做煎蛋饼”。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可允许的，对追求某些被定位为目标的东西来说是正当的。我们也许是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内在危险后果的第一代人。然而，只靠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例如不是所有手段都是允许的，或在某些情况下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来摆脱这个陈旧的思想道路是行不通的；这些限制条件要么把某一个道德体系视为理所当然，可是其喋喋不休的训诚恰恰证明它并非理所当然的，要么正好被它使用的语言和类比所挫败。因为说目的并不能证明所有手段正确本身就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目的之定义就在于它为手段提供了辩护；自相矛盾暗示了困难的存在，不能解决这些困难，就无法令人信服。只要我们相信在政治领城里我们是在跟目的和手段打交道，我们就无法防止任何人用一切手段追求他所认定的目的。 以制作代替行动和同时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据说是“更高”目的的手段——在古代通常是保护好人免受坏人统治的手段，特别是保护哲学家安全的手段，在中世纪则是拯救灵魂的手段，而在现代是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作法跟政治哲学的传统一样古老。确实唯有现代把人首先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了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不过，就这同个传统排斥了行动（确实是暗中进行的，但同样有效），从而被迫根据制作来解释行动而言，它虽对制作持怀疑和蔑视的态度，却为政治哲学引入了某种现代仍可依赖的思维模式和趋势。在此方面，现代并没有颠覆传统，不过是让传统摆脱了妨碍它公开宣称，工匠的工作要高于...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内省，作为一个事实，不是人的心灵对其灵魂或身体状况的反思，而是意识对它自身内容的纯粹认知性关注这就是笛卡尔的“思"（ cogito）的本质，在他那里“思”总是意味着“我思”（ cogito me cogitate）内省必然产生确定性，因为在这里除了思想生产它自身之外不涉及任何东西除了生产者自己，没有任何人的介入，人除了面对他自己以外，不面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早在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开始想知道人能否接触、认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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