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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憎恨他们(三K党)的某些作为和某些言论,但是我不憎恨这些人……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中学习,不应该抑止任何声音。从最反面的人那里我也学到过东西。我可以不赞成某一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观点就不应该发表,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去听。我相信正确的观点最后终会被大家所接受。” 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像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它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同意这一理论的人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力量所在正是让大家分享言论自由的理想和它的原则。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三K党播放他们的节目,克弗牧师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去阻止他们的节目,而是应该也播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市场竞争”中能最终站得住脚的理论,才是更可靠和更持久的。但是,克菜弗牧师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能代表今天一般美国人的看法:“自由言论就是自由言论,对于流行观点和非流行观点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一边宣称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边又把言论划为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两部分。如果有一种检查制度可以把三K党从电视里别出去,那幺,同样的制度也许早就把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从亚拉巴马州别出去了。”必须听那些听不下去的话,“这正是我们必须为自由支付的代价”。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
    也许,正是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普遍认知水平受到局限的情况下,必须避免任何人以“民主”的借口扼杀思想扼杀真理,或者干脆谋杀了那个口吐真言的倒霉蛋。所以,才必须有言论自由。我们当时还谈到,言论所表达的思想,是最丰富最无从把握的,其发展是与人类共存亡的。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到了1969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布朗登堡案的时候,重新规则了“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测定”原则。它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在本世纪,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曾经就类似观点提出过很形象化的比喻,他把它称为言论的“战场化”和“市场化”。他认为,与其让不同的观点象在战场上一样殊死决斗,一方一定要扼杀另一方,那还不如把这些言论抛入“市场”,让他们去竞争,看看到底哪一种观点能被大家所接受。你也许会问:有一些人,他们一旦掌权了就会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对于这种人,也要给他们言论自由吗?比如那个三K党的马昂,他就宣称要成立一个纯白人的国家,并且公然表示:在他理想中的这个白人国家里,只有和政府一致的言论才是被允许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
    年轻的仆人在配膳室侧耳细听,尽可能减轻银餐具的叮当声。倏忽间,此物出现了,仿佛一个只闻声音不见形体的幽灵。在此之前,纳塔纳埃尔熟悉的曲调, 无不与歌喉联结在一起;雅奈略微刺耳的声音,弗依有点沙哑的声音,萨拉依搅动心肠的沉郁动听的声音,或者船上伙伴震耳欲聋的歌声,这种往往有吉他伴奏的喧闹,使你在食品储存舱里心中感到温暖,并且使你不顾剧烈的颠簸,渴望抓住同伴跳舞。在教堂里,它经常被管风琴送上另一个世界,可是,人们刚踏入彼界就得出来,因为信徒们不协调的声音,就像以同样数目的破碎的阶梯,把你拉回大地。然而在这里却是另一码事。 纯音(纳塔纳埃尔现在以为自己更喜欢的,可以说是未经人的喉咙体现的音)渐起,缭绕上升,宛若火苗一般起舞,却又美妙而清新。它们像情人一样搂抱亲吻,不过,这种比喻还是太肉感。可以想象成群蛇, 如果蛇不是可怖之物;可以想象成铁线莲或牵牛花,如果它们的细蔓不显得脆弱的话。然而,这些音的确脆弱,关门不小心啪的一声响,就足以把它们震碎。小提琴和大提琴之间、古提琴和羽管键琴之间的向答越是循环往复,越是像金珠顺大理石楼梯一级级滚落,或者像喷泉的水柱飘洒在花园的存水盘里,范·赫尔佐格先生对他说过他曾在意大利或法国见过。人达到从未有过的完美境界;然而,这种无与伦比的恬静却又波起伏,瞬息万变;同样的奇异的结合又重新组成;人的心激烈跳动,盼着它们回来,就好像是一种等待已久的快乐。每种变化都宛如一种爱抚,把你从一种乐趣引到另外一种难以觉察的不同乐趣。音度增强减弱,或者完全改变,就像天空色彩的变幻。这种幸福在时间中流逝的事实本身就使人相信,人感受的也不是纯粹的、位于据说是上帝居所的另一种洞天的完美,而仅仅是一系列的听觉幻景,犹如在别种情况下的视觉幻景。 接着,有人一声咳嗽,就打破了这种无边的宁静,这足以提醒你,奇迹也只能在力戒声响的特殊地方产生, 在外面,车辆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一头挨打...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像水一样流》
    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法语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依然用“像患麻风病似的”(lépreuse)这个词。流行病通常被用来作为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从“腺鼠疫”(pestilence,即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这个名词派生出“致命的”(pestilent)这个形容词,根据《牛津英语辞典》,它的比喻意义是“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害的”(第一五一三页);另一个派生词“伤风败俗的”(pestilential)的意思是“道德上有害的或恶劣的”(第一五三一页)。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意义)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这些对话暗示,有关结核病的幻象是一个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因为哈德卡索太太身上不过汇集了她所向往的伦敦时髦世界的那些陈词滥调,而这个时髦世界正是哥尔德斯密斯剧作的拥护者。[插图]哥尔德斯密斯认定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已经广为传播——结核病似乎是一种反痛风病。[插图]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插图]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卡米尔·圣桑一九一三年写道,“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殿下沿林荫道散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圣桑把艺术家肖邦与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夺魂妇人”(femme fatale)联系起来考虑,是有道理的,正是这位公主的诸多努力,才使痨病相流行开来。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我咳个不停!”二十四岁就香消玉殒的马利亚·巴什克采夫在一八八七年发表的一度广为传诵的遗作《日记》中写道,“但奇妙的是,它不仅没有使我变得难看,...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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