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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日,楼上楼的妇人最羡幕马票嫂了。她以收万字的名义,大刺刺地走到八楼,在门外大声喊何门方氏,便名正言顺地被接待到屋里,看见了被日本水土养得壮实健硕、容光焕发的大辉。马票嫂老江湖了,大妗姐似的鼓舌如簧,短短十来二十分钟里说尽吉利话,让大辉母子喜不自胜,大辉更掏出两百大元写了一张万字票。后来马票嫂下楼来对人说,日本好呢,能将人锻炼出气度来;这大辉啊,如同新造。 后来见到大辉的人都一致认同,真的呢,以前这小子高高瘦瘦成一支竹竿,这下竟有点虎背熊腰了,穿的衣服还稍微贴身,站立时挺直脊梁,隐约可见衣衫底下的六块腹肌,加上日本文化在他那白玉般的脸庞熏陶出来的精致笑颜,宛如画在细白骨瓷上的水墨,说不出的风雅。楼上楼里几个少年见了都惊为天人,说天呀怎幺竟有几分像《风云》里的步惊云。 细辉前一年考了大马教育文凭试,成绩不汤不水,便跟随几个同学在工艺学校里找了个电路设计课程报名修读。那天他下午回家,被那魁梧的人影吓了一下。那一声“哥”粘在喉咙里,像一口浓痰,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倒是大辉昂了昂头,还“嗯”的一声应答,仿佛他听到了细辉那一句喊不出来的招呼。过去五年,大辉只与母亲联系,兄弟间连话也没说上过一句,这下见面了,两人的外貌都变化极大。大辉固然令人眼前一亮,细辉也从当日那刚甩掉哮喘病的瘦弱孩子变成了赤褐色皮肤的大青年,头发特别浓密特别干燥,一脸暗疮如同许多活火山喷薄欲出。兄弟俩都没想过如此,因而微感吃惊,还觉得陌生,半天过去都只能说些干巴巴的话,不知该如何交谈。
    黎紫书 《流俗地》
    上层贫民阶层。他们“属于”大过圣诞节的一族,经常通过分期付款购买大宗物品。比如,他们喜欢把钱花在精致的彩色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和操作复杂的电冰箱上。而中产阶级倾向于投资购买“品味良好”的家具,并一一陈列于客厅和餐厅。开车的时候,上层贫民阶层的男士们坐在前座,他们的妻子被安放在后座。(中产阶级总是前座一对夫妇,后座另一对夫妇。而中上层阶级很可能两家丈夫分别和另一家妻子同坐一排。)社交活动中,上层贫民一律守时不误,迟到二十来分钟是更高等级的标志。如果你打算在酒吧估测一个男人的等级地位,不妨找个借口与他聊聊,直到他摸出自己的钱夹。上层贫民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里头不光有妻女儿孙的快照,以备酒后展示一番直至被感伤情绪淹没,更有各类让人留恋的纸张纪念品,比如重要的体育比赛门票票根、信件、以及其它一些能随时掏出来“证明”什幺的文件。百分之百的上层贫民钱夹,上面一定绑着一根宽宽的橡皮筋。贫民阶层人士无一例外对广告和商标抱有高度敬意。了解这些东西,就能够展示聪明和时髦,同时将自己与广告商品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包装醒目的可口可乐,不单单是为解渴消热。这意味着你在与比你优越的人们——可口可乐公司——以及你的邻居分享一种公认的成功模式,他们还会认为你的举动是地道的美国化,简直妙不可言。上层贫民阶层家庭最流行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去洗车行洗车,顺便在回家的路上光顾一下当地的连锁食品超市,或者去看冰上表演,招牌上写的是:“太空邦尼虫”。
    保罗·福塞尔 《格调》
    所以,当我在这个石板小镇上看到这个姑娘因瞅见我而愣怔的时候,我知道她心目中悄然增加了一条不明的岔道。我从一条她此前所知甚少的岔道上走来,在这个路口与她相遇,这一瞬间我们都停了下来,迟疑地看看自己的来处,望望对方的来处。虽然我们必将擦肩而过去向各异,但在这个路口,我们曾真真切切地相遇,并且由于这次相遇,我们的生命和世界又都发生了一点改变。我之为“我”,正是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里感知到的所有生活、所有人,包含了所有的你、所有的他。因而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充满了相遇,亦充满了感激。这种相遇与感激并非盘桓在生活表面那些给予与被给予、得到与失去上,而在于每一瞬间里彼此的看见与珍视。你坐在公共汽车上,看见窗外的路人,彼此的目光在不经意中相触,在这一瞬间你看到对方的眼神和表情如一口深井盛满了他的爱恋与恐惧,盛满了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一瞬间他向你毫无保留地展示着一切,而你也正向他呈献着同样的东西。或是在某一瞬间你看到一个物件,比如一只青花瓷盘,它静静地安住在某个地方,在村庄农舍乌黑的桌面上,在城市酒吧摇曳的烛光旁,在博物馆精致的灯光下。而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着无穷无尽的生命,这些生命如今以日常的或历史的方式与你相遇并相互呈献。
    班卓 《燃烧的龙舌兰》
    这些对话暗示,有关结核病的幻象是一个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因为哈德卡索太太身上不过汇集了她所向往的伦敦时髦世界的那些陈词滥调,而这个时髦世界正是哥尔德斯密斯剧作的拥护者。[插图]哥尔德斯密斯认定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已经广为传播——结核病似乎是一种反痛风病。[插图]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插图]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标志。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卡米尔·圣桑一九一三年写道,“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殿下沿林荫道散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圣桑把艺术家肖邦与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夺魂妇人”(femme fatale)联系起来考虑,是有道理的,正是这位公主的诸多努力,才使痨病相流行开来。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我咳个不停!”二十四岁就香消玉殒的马利亚·巴什克采夫在一八八七年发表的一度广为传诵的遗作《日记》中写道,“但奇妙的是,它不仅没有使我变得难看,...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模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千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幺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 的,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 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 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幺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 他,不就更好吗?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 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 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
    萧红 《马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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