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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德克和德威特这样的角色形象助长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受过教育、外形精致的人就是同性恋者,而同性恋者就是邪恶的人。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于许多迪士尼电影中的反派都被描绘成装腔作势的同性恋者:想想胡克船长和贾方,他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举手投足都是贵族的姿态,更不用说深海女巫乌苏拉了,众所周知,她的形象设计受到了著名变装皇后迪万(Divine)的启发。就连迪士尼动画里的反派动物角色,比如谢利·可汗、刀疤t,以及《妙妙探》(The Great Mouse Detective)里的瑞根教授,都被描绘成扭捏作态的同性恋者形象,被赋予同样含糊的英国口音、夸张的辞藻和对愚蠢工人阶级的蔑视(“我周围都是白痴”是刀疤的著名台词之一)。 在这些角色的推波助澜下,一种腔调柔软、言辞博学华丽的语言风格成了男同性恋群体的象征,也是男同性恋群体成员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东西。这可以算作一种方言,只要情况需要,人们就可以随意使用。这样的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撇开性取向不谈,实际上几乎所有讲英语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会说不止一种英语方言,这些方言可能是我们从自己的种族社区、我们成长的地理区域或我们迁移到的新地区学到的(想象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他在加利福尼亚人周围说标准英语,但一到其他得克萨斯人身边就会变成他们家乡的口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都会根据谈话的语境来调整自己的语言。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谈话对象建立联系。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早先用来隔开灵柩的拦绳已被那些渴望挤到前排作秀的夸夸其谈者、猎奇者和贪得无厌者汇聚的浪潮冲破了。尤其是那些政权的奴仆,那些精通中庸之道的文化界和议会界的代表,他们很容易就到达了灵柩的附近,因为一旦他们从轿车上下来,章鱼总是一边闪到一旁,一边殷勤地说:“阁下,请吧,请。”你瞧,他们身穿双排纽扣的灰色上衣、洁白的衬衫,留着精心修剪过的指甲,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实在令人恶心。接下来是那些声称站在政权对立面的谎言家,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和卑鄙无耻的政客,那些拥有特权的各政党领袖。他们磕磕绊绊来到这里,这并不是因为章鱼不肯为其让路,而是因为它想拥抱他们。你看他们的表情,当他们流露出悲伤的神情时,眼睛总是斜视着的,看摄影记者是否在为他们拍照。他们弯下身子,在灵柩上印下犹大之吻,像蜗牛一样吐出流涎,把水晶棺盖弄得黯然无光。随后,那些你习惯称之为混账革命家的人也来了,他们是未来的狂热分子以及假借无产者和工人阶级名义开枪杀人之屠夫的追随者,他们以滥用权力对付滥用权力,以丑恶对付丑恶,其实他们和政权是一丘之貉。瞧,这些伪君子装模作样地攥紧拳头,蓄着假颠覆分子的胡须,绷着一副未来官僚与老板的丑恶嘴脸。最后是那些与过去政权、现在政权和未来政权,与一切强权与专制统治同流合污的神父。瞧,他们穿着深色的长袍,佩戴着各种愚蠢的饰物,在熏人眼睛、冲人头脑的香烟缭绕中装腔作势。他们当中有一位大司铎,即东正教的大主教,身披绛紫色的丝织长袍,上面挂满了纯金饰物、念珠、精致的十字架,还镶有红宝石、绿宝石和蓝宝石。他喃喃咏诵:“世人将永远怀念你。”但没有人能听清楚他的祷词,因为除了猛烈的撞门声外,这时又传来了玻璃窗被打碎的声音,门锁被撞得嘭嘭直响,另外还有嘈杂的抗议声,以及广场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轰鸣声。
    奥里亚娜·法拉奇 《男人》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后者(奴隶)是行动者了把考动动物从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必须统治和压迫的对象,从而生命的双重芳动,即维生的辛劳和生育的苦痛都比以前轻松多,痛苦也减轻多了。当然,这并不能取消芳动对人的强制,也不能消除人的生活中受制于需要和必然性的状况。不过不同于攻隶社会的是,在双隶社会中,必然性的“诅咒”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因为奴隶的生活每天都证明着“生命是一场奴役”的事实,但在现代,这种状况不明显了,从而也难以让人们注意到它和记住它。这里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受必然性的强制,他就不可能自由,因为他的自由总是从他摆脱必然性的从未彻底成功的尝试中赢得的。尽管他对解放的强烈渴望来自他“对(生命)空虚无益的反抗”,但在这个“空虚无益”变得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时,他追求解放的动力很可能也就减弱了。我们之前工业革命的巨大变化,和我们之后原子革命的更大变化,也许都改变着世界,但都不可能改变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基本条件。(pp. 86-...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惬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 我们相信生命的真实性和相信世界的真实性不是一回事,后者首先来源于世界的持久稳固一其稳固性远远超出有死之人的生命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他死时或死后不久,世界末日就会降临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对他失去了所有真实性,正如早期基督徒一旦确信他们对世界的末日信仰马上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信任何现实一样。相反,对生命真实性的确信,却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生命感受的强烈程度,取决于生命让我们感受到的影响。这种感觉是如此强大,它的力量是如此原始,以至于它所到之处带来的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令所有其他世界现实黯然失色。人们常常注意到,富人的生命不那么有活力,离自然的“好东西”更远,但他们更有对世界上美好事物的精致敏感趣味。事实上,人在世生活的能力总包含着一种超越和脱离生命过程本身的能力,但是只有在人们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把辛苦愁烦都扛在肩上时,才能保持生机与活力。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
    1920年9月,鲍尔离开剑桥大学,生平第一次离开欧洲,独自一人踏上了一趟勇敢的旅程,目的地包括埃及、印度、中国、日本、加拿大和北美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鲍尔遍览市集和露天的手作工作室,细细观赏路边的手工艺人劳作,他们有的在精心锻造精致的金链,有的在为色彩亮丽的披巾编织精美的流苏穗带。在印度,她受到本地人的隆重接待,一同参加晚宴的一般有政客、记者和革命家。每场晚宴几乎都只有鲍尔一名女性,她在剑桥大学口袋日记中记录她“享受这样新奇的体验:人们从‘我’的角度来谈论政府弊病”。这期间正值激变时期:印度国内激进主义分子积极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重获民族独立性,亲身深入这一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格外扣人心弦。这年夏天,印度发起新一轮的民族独立运动,国内反响热烈,鲍尔希望尽力去贴近这轮运动的起因,了解相关的方法。12月21日,有一位当地上流阶层的殖民地长官邀请她前往他的俱乐部跳舞,鲍尔拒绝了他的邀请(她对朋友说过,“身在印度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环境,我无法安心做一位享乐的女士”),选择来到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挤在乌泱泱的人群之中。当晚,国大党在年会上宣布采取圣雄甘地所倡导的全面不合作策略,鲍尔成为在场亲眼见证的六位欧洲人之一。在德里,鲍尔以和平主义者、工党成员的身份与甘地短暂会面,两人坐在地板上,谈论各自国家的未来。离开德里,鲍尔一路北行来到开伯尔山口,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与印度、中国这两个巨大市场之间的重要通道。到那儿之后才发现,根据某条英国法规,女性无法从这个通道通过。后来,接待鲍尔的人收到一封边境官员寄来的言辞激愤的信:他们发现鲍尔居然装扮作男性,畅通无阻地通过了他们的关卡。
    弗朗西斯卡·韦德 《女性如何书写历史》
    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辈密芝勒或浮士蒂尔・古朗治曾经教导我们: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是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并不亚于一句美妙的措辞,但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做出数学式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仔细斟酌,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钴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钴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钴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一个人不能既用数字又用语词来感知事物,对此,谁又能加以否认呢?
    马克·布洛赫 《为历史学辩护》
    黎里镇有不少深邃的官气大宅,格局规模远比朱家角、周庄、西塘要气派得多,数座明代石桥,有所谓“黎里十景”但因为紧邻沪青平公路,自1950年代起就陆续消失,逐渐扒除沿河民居,传统廊棚(我们去的这年又在恢复),建造水泥房子。及至一九八零年初,镇办的各类经营项目一如雨后春笋,其实古建筑专家阮仪三先生曾自荐家门,游说古镇保护,结果是被镇领导粗暴赶走——阮先生也因此顿悟,去到交通不便的地方,最终发现了冷僻的周庄与平遥古城。【CCTV《面对面》/阮仪三(下简称阮),王志】阮:我跑到那个镇(黎里)上跟他讲,帮他搞规划,帮他做设计,我把我们省委给我开的大介绍信给他看,他马上就回头(引注:回绝),我们这儿不要规划,我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阮: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我们忙得要死,你们不要来干扰,请你们赶快走。我们还想抢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就动手啊。把我踉踉跄跄推出去,推出去还不算,我们走出门了,他赶到后面,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赶快滚蛋,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在食堂吃饭,没地方吃的。.......阮: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毁掉,我心里疼得不得了。看着明代的石桥就这么被拆,看到那些明代的建筑、清代的非常精致的建筑就这么被拆,非常非常地痛心。.......阮: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了。不能找交通沿线的城镇。因为交通沿线的城镇,它汽车交通很方便,我就是要找一些根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种所谓发展生产的意识还比较淡漠。还不太清楚的,后来人家告诉我,有一个画家告诉我周庄,周庄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很偏僻。
    金宇澄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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