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的句子 | 关于承诺的句子 | 描写承诺的金句_句子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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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创作能给我自由，让我获得解放，粉碎我置身的世界的局限，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我常常受困于金钱，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辅导班和家教的工作，对钱的问题越来越敏感。我和已经在单位做到经理级别的朋友们，花钱的方式有了明显的不同。吃饭的时候他们甚至不让我请客。朋友们固然是为我好，然而一件件小事都在刺激我的自尊心。在公司上班的朋友们每到周末就去看演出或电影，有空就读书，而我的读书量却比他们还少。每当遇到拍电影的朋友，我总会比较他们的才华和我的才华，随之陷入深深的自卑。灵感枯竭，自我意识却像怪物一样日渐膨胀。看着因工作不顺利而酗酒的导演志愿生，还有像中学生一样在快餐店打工，拿不到夜班津贴的编剧志愿生，我又觉得自己比他们强。梦想是罪。不，那算不上梦想。如果电影工作是我的梦想，如果我追逐我的梦想，至少在某些方面会感到有意义和幸福，然而我只是为了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写着并不想写的剧本拍电影，却期待着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电影能打动别人的心。这是错觉。拍电影的想法早已灰飞烟灭。我只想在电影界成为有分量的人。我写剧本，故事并没有在我心里流淌，因而显得虚假。我写，不是因为真正想写什么，只是强迫自己为写而写。梦，只是斑斓的外衣，掩盖了虚荣心、功名心、人情欲望和复仇心等肮脏的心思。我在咬着舌头说什么“没有电影就活不下去”“电影真的很重要”的人群中嗅到了难以消散的欲望腥味。我的欲望只会比他们大，绝对不会比他们小，我只是假装对这件事并不渴望。纯洁的梦想只属于那些有足够的才华去享受工作本身的人，光荣也应该属于他们。电影、艺术不存在于普通人的努力之中，只在有天分者的努力中才能露出真面孔。我掩面哭泣，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才华的人捕捉梦想外衣的瞬间，那件外衣就开始慢慢侵蚀他们的人生。我几乎失去了我进人电影界之前所有可以称为...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0

梦想是罪。不，那算不上梦想。如果电影工作是我的梦想，如果我追逐我的梦想，至少在某些方面会感到有意义和幸福，然而我只是为了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写着并不想写的剧本拍电影，却期待着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电影能打动别人的心。这是错觉。

崔恩荣《对我无害之人》0

阿伦特认为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可以让行动变得可预测，但她强调它们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总是存在着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从而打破表面上冷酷无情的过程或把政治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但行动本身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或让不可预见的未来变得安全。只有人类宽恕或承诺的能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也只是部分地解决。报复过去的错误只会激起进一步的报复，而宽恕能打破这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厌倦的链条，近年来南非种族之间为和解所作出的努力，就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感人例证。不过，如她所说的，没有人能宽恕他自己：只有他人的不可预见的合作才能宽恕，而有些恶行永远无法宽恕。另外，这一解除行动所引发的结束链条的办法只对人的行动造成的结果有效，不能通过宽恕来矫正那类引爆核反应或引起种族灭绝的“对自然采取的行动”（action into nature）。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人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就道德不止是风俗习惯的总和，而且是以同意为有效性基础，并通过传统得到强化的行为准则而言(二者都因时而变)，它在政治上至少要像善良意志(good will)一样，随时准备着通过宽恕和被宽恕，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来维护自身，以对抗行动的巨大风险。这些道德法则是仅有的不来自外部，不诉诸某些据说是更高级的能力或超越行动本身范围的经验，却适用于行动的道德法则。它们直接产生于愿意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与他人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样它们就像嵌入行动和言说能力的控制装置一样，开启了新的、无休止的进程。如果没有言说和行动，没有诞生性的表达，我们就注定要在周而复始的流变循环中永远转动个不停；如果没有取消已做之事和至少部分地控制我们所开启过程的能力，我们就成了自动必然性的牺牲品，这种必然性带有一切不可阻挡的规律的标志，而按照我们时代先前的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可阻挡规律构成了自然过程的显著特征。我们早已知道，对于有死的存在者而言，死亡的自然厄运终会降临，只有死亡本身才是永恒的回归自身。如果死亡真的是历史过程不可取消的标志，那么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注定要灭亡，也就是同样真实的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对于不可逆性的因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如果不是实现承诺的约束，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同一性；我们就被罚在各自孤独黑暗的心灵里无助地游荡，陷于它的重重矛盾和暖昧之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他人的在场（他人确保了作出承诺者和实现承诺者是同一个人）让公共领域的光芒投射下来，黑暗才能被驱散。因此，这两种能力都依赖于人的复数性，依赖于他人的在场和行动，因为没有人能自己宽恕自己，能受自己为自己许下的诺言的约束。一个人暗中进行的宽恕和承诺，始终是不真实的，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演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18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承诺行动至少部分地驱除了不可预见性，具有双重性质：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在于“人心灵的黑暗”，即人基本上是不可靠的，谁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明天会怎样；同时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每个人有同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内，不可能预见一个行动的后果。人既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完全信赖自己(这是一回事)，这就是他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而不可能始终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预见结果和依靠未来，则是人们为复数性和真实性(每个人的真实性是由所有他人的存在保证了的)所付出的代价，为和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承诺力量的功能就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黑暗，这样它给出了从统治自我发展出的统治他人的控制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它恰好对应着在非自主情形下给定的自由。与那些建立在统治和主权概念上的政治体不同，所有以契约和协定为基础的政治体，内在的危险和优点就在于，它们以契约和协定为中介，在茫茫大海上抛下了一些可预见的岛屿，建立起一些可靠的路标，但同时仍然把人类事务的不可预见性和人的不可靠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承诺一旦失去了它在不确定的海洋上作为确定性孤岛的性质，也就是说，当这种能力被误用来覆盖未来的整个空间，被用来描绘所有方向上的道路时，它就丧失了它的约束性力量，它的整个事业也就自我断送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和“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时就产生，一旦人们分散就消失的权力。这种使他们保持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诺或相互定约的力量，既有别于他们聚集在内的显现空间，也有别于使公共空间得以存在的权力。如果一个孤立的单个实体——不管是单个的个人实体还是单个的民族集体——宣称拥有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虚假的，而在许多人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限的实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未来的不可计算性，而它的有限性则是制定和遵守承诺的能力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在以上每一种情形下，让人——作为劳动动物、技艺人和思想者——得到拯救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某个东西；它来自外部，准确地说，不是来自人之外，而是来自各自的活动之外。从劳动动物的立场看，他自己同时是一个能认识世界和栖居于世界的存在者，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技艺人的立场看，他自己竟能像神一样揭示意义，让意义在这个世界上占一席之地，也简直是一个奇迹。行动和行动的困境却与以上情形完全不同。这里，要把行动从它所开启的过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中解救出来，不能依靠另一种或许是更高级的能力，而要依靠行动自身的一种潜能。对于不可逆性的困难，即尽管一个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出路和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宽恕的能力。而对于不可预见性，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拯救，则包含在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中。这两种能力互为从属，因为宽恕用来取消过去的行为(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以诺言方式约束自己的承诺，则用来在不确定的海洋(这个不确定的海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未来)上建造一些安全岛屿，否则在人际关系中间就不存在任何长久的，更别提持存的东西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为上；我们就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如果不是实现承诺的约束，我们就无法保持我们的同一性；我们就被罚在各自孤独黑暗的心灵里无助地游荡，陷于它的重重矛盾和暧昧之中不能自拔。只有通过他人的在场，让公共领域的光芒投射下来，黑暗才能被驱散。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假如他的记性能再好一点儿，他根本就不会提起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挥别“政治解决”、开始“生理解决”的年代。事件发生时，他已知道元首下达“最终解决”的命令，另二次在其他语境下，他毫无顾忌地承认了这一点。若要实现海德里希所承诺的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无犹化的时间节点，则只可能意味着把犹太人集中并遣送到一些地点，再从那里输送到屠杀中心。实际上，此时的特西恩施塔特已经有了另外的功能。特菜西恩施塔特成为对外的展厅一这里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唯一获准进入的集中营。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当时，这些无疑是艾希曼无暇顾及的事情之一；而且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也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我，签名人···，我资源宣布已做好准备去以色列，在那里接受法庭审判。毋庸置疑，我将会得到法律建议。··· 我会尽量一五一十地交代我离开德国前最后几年里的所作所为，让后世知道事情的真相。此声明出于自由意志，既不是为了兑现承诺，页没有受到外界胁迫。我只想得到内心的安定。若是我没法记起所有的细节，在某些地方混淆或颠倒了事实，那么我请求外界施以援手，借助档案资料或口供，帮助我找出真相。我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行为，他们无能无力。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0

一个女人在这个年纪应该有的样子，历经了生活的磨砺，终于活出的通透和智慧。这样的智慧和感悟用文字传达出来，如果在五十、四十，甚至更早的年纪能了解并体会，也许，会帮助作为女性的我们少些困惑，多些和解。就像在接近终点的某地亮起的一盏灯，不管我们从哪个方向走向它，有这么一星感悟的陪伴，能让我们觉得不这么孤独和黑暗。戴安娜刚刚于2019年去世，终年101岁，承袭了家族的长寿基因，对于死亡的感受，她是否真如自己所承诺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你们”？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电影里的一句话：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如此害怕死亡，却又鲜少珍惜生命呢？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0

进入大学之前，在塞耶斯的观念中，女子接受教育是寻常事。然而此时在牛津这所古老的大学校园内，女性地位却正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运动人士一直向大学呼吁允许女性在中学毕业后以与男性同等的资格继续接受教育。这一呼吁一旦推行，将极大改变社会现状，因而激起一些社会评论家的极力反对：一部分人以医学为借口，称教育会打乱女性的月事，引起生育系统紊乱；一部分人称女子一旦接受教育，在古典文学的耳濡目染下，将变得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校园里的大龄单身女老师也会潜移默化地向她们灌输一些“关于感情观念的歪理谬论”；甚至有人称一旦社会大范围雇佣女性员工，可能会引起性别对立的严重浩劫，最终导致种族灭亡。1873年，牛津大学的两所学院承诺为在“剑桥大学地方考试”中取得最高成绩的中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当考试成绩发布，一名叫“安妮罗杰斯”的女学生名列榜首时，学院却尴尬地收回这一承诺，只以几本书作为安慰奖。罗杰斯后来成为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牛津大学。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弗朗西斯卡·韦德《女性如何书写历史》0

尽管“战舰清单”有其历史依据，但为了寻找一名任性的王后而派出1000艘船，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迈锡尼的贵族如此大规模地离开故土前往特洛伊，每艘50桨的战船运载30名勇士，每名勇士至少带一名出身高贵的男仆，那么迈锡尼的经济将会彻底崩溃。公元前13世纪，黎凡特(Levant)海岸仅仅发现了7艘船，就已经引起整个地区的恐慌。而在传奇故事中，赫拉克勒斯据说只用6艘船就洗劫了一座更古老的特洛伊城。我们必须等上将近1000年，才有另一支规模远远不及荷马“清单”的舰队被记录下来，而且即使那时（波斯为了占领希腊而发动的远征军）的数量，也只有500艘左右。回到基克拉泽斯群岛，锡拉岛火山喷发使那里的青铜时代的出色壁画得以保存下来，其中有一幅很小的壁画描绘了一队船舶扬帆起航的画面。这些船都装饰得很漂亮，随风摆动的花环、用作牺牲的动物皮毛、旗帜和彩色布条——显然是为某个盛大的国家典礼而准备的。画面的后方，一群男女正匆忙地在一座巨大的城堡周围走动；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兵，但是难以判断这些船受到的是欢迎，还是排斥。青铜时代晚期没有专门的战舰。画中出现的这些船是多用途的，有时运送物资，有时运送商人和外交官，有时运送士兵到遥远的地方。船头可能会焚烧樟脑和香料，燃起一点星火，用来对付无边黑暗笼罩下的茫茫大海。把迈锡尼希腊人送往巴西克湾的，正是这种船。而且，如果传说属实的话，把埃阿斯、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和其他希腊引以为荣的人物飞速送往大海对岸的，也是这种船。这些已知世界最伟大的勇士，离开他们的故乡和家人，任由他们的城堡无人保护，任由他们的庄稼在田里烂掉，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只为了兑现10年前在斯巴达附近平原上所作出的承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当属被戴了绿帽的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为了让他的王后回家，他坐的那艘船正扯着满帆，驶过风急浪高的大海。

贝塔尼·休斯《特洛伊的海伦》0

如果丈夫、父亲或伴侣离开或者死亡，有家人要养活的工人阶级女性会发现难以生存下去。社会就是这样设计的，以确保女人永远依附于男人。女人的全部功能就是服务男人，而如果她们的男性家人的工作是去服务那些更富有的男人，那么处于底层的女人就像桩子一样被打得更深更狠，以承担所有人的需求的重量。女人的职责是生儿育女，但由于穷人没有渠道获取基本的避孕工具和关于节育的公开信息，她们便没有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家庭规模，防止全家堕入经济困顿之中，就像埃多斯家的女人、安妮·查普曼的母亲和波莉·尼科尔斯一样。在这堆压在女性肩头的重担顶上，还垒着一样最沉重的东西：道德和性的纯洁性。由于女性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她的品格必须无可挑剔，不然家里的其他人走上歧途就都是她的错。她的谨慎和自我牺牲为孩子树立了道德标准，她对丈夫的无私奉献使他免受罪恶的诱惑，即远离酒馆和其他女人。这种双重标准确保了男人寻花问柳虽然不一定被社会彻底容许，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很正常；另一方面，女人却只有在与男人合法结婚的情况下才能与之发生性关系。上述观念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即便是在性观念较为随便的工人阶级群体里——该阶级的夫妻经常发生婚外性行为、不做登记、不定期地分分合合——女性仍然首当其冲地受到道德评判，特别是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主流中产阶级社会的评判。在这个世界狭隘的审查目光中，波莉和安妮从离开丈夫并与其他男人好上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堕落女子了。凯特和玛丽·简都被认为是放荡的女人，因为她们都有两个非婚伴侣，而伊丽莎白被毁了两次：一次是在哥德堡，她的名字被列人妓女登记册的时候，另一次是婚姻失败后，她通过拉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这种双重标准使生活变得非黑即白。即便传教士给予行差踏错的人怜悯和救赎的承诺，也只有经受了多年羞辱和无端谴责的人才会得到这种安抚。那么波莉逃离了考德利家的舒适环境，安妮没有脸告诉妹妹们她住在哪里，伊丽莎白从未让任何人真正了解...

海莉·鲁本霍德《生而为女》0

人的一生，能够说出多少承诺又能接纳多少承诺呢？璟后来懂得，这进进出出的承诺，就像是一场没精打采的网球赛，人们都很不用心，有那么多的球打飞了，没有按照原定的方向飞去。只有优弥，只有她，她是如此兢兢业业的球员，她一定要璟接住这颗球，这颗她用诺言制成的实心球从优弥十七岁的时候发出去，从此她的一生都改变了。

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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