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这两个故事讲述的内容都能与塞耶斯信件中展现的这段感情相呼应：信奉波希米亚主义的男主人公观念新潮，拒绝步入婚姻。他遇到一位女子，她坚持必须得到爱情承诺才能同意与他发生亲密关系。小说中，这位不幸的女子（一位性格阳光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有着并不纤美的脚踝，“喜欢与人交谈，喜欢被人倾听，过分沉迷说俏皮话”）流着眼泪妥协，男主人公却在这时气冲冲地离去。在他看来，女主人公只将性视为一种牺牲，而不是出于自由意愿的“大方姿态”。这种“大方姿态”在他眼里，是女主人公对他的爱情的见证；在她眼里，却是男主人公对她掌控力的证明。1924年至1925年间，无论是塞耶斯还是库诺斯都正经历着人生中的重要转变。这期间写给库诺斯的信件展现了塞耶斯正逐渐加深对亲密关系和个体自由真正含义的理解：彼此之间绝对信任，任何一方都不需要压抑欲望，不需要放弃追逐野心，不需要抛弃信奉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让她真正快乐，只有这样，爱才能变得真正“自由、无虑”。她写道：“我已经受够了以‘自由爱情’之名所施加的诸般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库诺斯而言，这只是反抗陈规旧习的一种浮夸姿态；对于塞耶斯而言，却意味着陷入绝望境遇的风险，就像怀特给她带来的不堪境遇。在这场二人角力中，库诺斯的艺术家身份从来无须承担风险，可塞耶斯明白，哪怕只有一刻分神，她的艺术家事业也有可能会燃烧殆尽。塞耶斯在经历与库诺斯、怀特的感情之后痛苦地意识到，身为女性，在追寻自由的路途上比起男性需要面临更多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之后，塞耶斯进一步明晰了人生中的优先项。在塞耶斯看来，自由女性不应如《恶魔是一位英国绅士》中主人公提议的那样，“将伴侣的兴趣当作自己的兴趣”，而是应该在一段给她提供支持、提供滋养的联盟中追寻自身的智识自由，她的伴侣应该“与她志趣相投，拥有共同归属，携手度过漫长岁月”。这一观念在梅克伦堡广场的岁月中发芽，之后，塞耶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