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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某东西称作有趣，恰恰是为了不对美（或对善）作出任何判断。现在，有趣主要是一个消费主义概念，致力于扩大其版图：事物愈是变得有趣，就愈是有市场。沉闷——被理解为一种缺席，一种空洞——暗示其解毒剂：对有趣作杂混、空洞的肯定。这是一种特别有包容性的体验现实的方式。
    《同时》
    三位诗人都被似乎是难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动着：对最绝对的孤独的需要和对与另一个精神同类进行最热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声音只有在绝对孤独的时候才能纯粹而清晰地响起，”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信中对他父亲说。渗透着不妥协的激情，是茨维塔耶娃所有写作的驱动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艺术》中，她写道：诗人只可能有一个祈祷：不去理解那不可接受的——让我不去理解，以免我被诱惑……让我不听，以免我回答……诗人唯一的祈祷是祈祷耳聋。
    《同时》
    没有什幺能够减弱这些写于一九二六年几个月间的通信的白炽性，他们是如此向彼此猛扑过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辉的要求。今天，当“所有人都溺死在伪善里”——帕斯捷尔纳克语——时，他们的激情和他们的执拗给人的感觉就像木筏、灯塔、沙滩。
    《同时》
    笔名不只是一种遮掩，而是一个表示要沉默寡言的誓约。
    《同时》
    安娜·班蒂并不想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初的佛罗伦萨之战中失去手稿。没有任何作家会欢迎这种命运。但毫无疑问，《阿尔泰米西娅》之所以伟大——以及在班蒂的著作中之所以独具一格——是因为这种双重命运：一本失去又再创作的书。一本因其遗失、重写、复活而获得无可估量的情感幅度和道德权威的书。也许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隐喻。也许也是一个关于阅读、好战的阅读的隐喻——而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
    《同时》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部分和经验。
    《同时》
    在具体时间的问题上，施莱尔马赫的立场刚好与杰罗姆相反，宣称译者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原文，并知道译文恰恰是要作为译本来读。把一本外国书本土化，等于是使外国书最有价值的东西丧失殆尽：该语言的精髓，造就该文本的神韵。因此，如果一个从法语或俄语翻译成德语的译本读起来就像用德语原文写的，则德语读者将被剥削了解异质性的权利，而异质性恰恰来自阅读某些读起来像外国的东西。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就像一个框架，语言的个别性围绕着该框架黏附，杰罗姆与施莱尔马赫之间的立场的分歧是由民族身份认同这一理念的分歧造成的。对杰罗姆来说，讲另一种语言并不是成为另一种人。杰罗姆生活的世界，在很多方面与我们没有什幺不同，是显着地跨国性或国际性的。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讲另一种语言是变成最深刻意义上的不本真。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是说一个人不能、而是说不应同等使用两种语言。所谓的不本真，是假设一个人可以像栖息于自己的语言中那样自如地栖息于另一种语言。
    《同时》
    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读者。我从阅读中建立标准，再通过这些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作品，也正是根据这些标准我看到自己可悲地不足。我是从阅读——甚至早于写作——而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文学群体——的一部分的，该群体的作家中死者多于健在者。因此，阅读，以及有了标准，也就是与过去和与有别于我们的东西建立关系。阅读和有了文学标准在我看来也就是必不可少地与翻译文学建立关系。
    《同时》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直译会使意义变得晦涩。”如果不直译会使翻译者变成该书的共同作者，那也没关系。“事实是，”哲罗姆在优西比乌斯译本序言中说，“我解除了译者的一部分职务，又解除了作家的一部分职务。”
    《同时》
    你的抵抗行动可能无法阻止不公平现象，不应成为你不采取行动去做你真诚而深思熟虑地认为符合你的社群的最佳利益的事情的借口。符合一个现代社群的真正利益的，是公正。
    《同时》
    文学的一个任务，是对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虔诚提出质疑、作出抗辩。哪怕当艺术不是对抗的时候，各种艺术也会受引力作用而朝着对抗的方向运动。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也许可被描述为人类随着各种文化的演变和彼此互动而对活生生的事物和行将消亡的事物作出回应的历史。作家可以为克服这些有关我们的隔阂、我们的分歧的陈腔滥调略尽绵力——因为作家是神话的创造者，而不只是传播者。文学不仅提供神话，而且提供反神话，如同生活提供反经验——那些使你以为你思考过、感觉过或相信过的东西变得混乱的经验。我认为，作家是一个注意世界的人。意思是试图理解、吸收、联系人类做坏事的能力；且不被这种理解所腐蚀——被变得犬儒、肤浅。
    《同时》
    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文学就是自由。尤其是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同时》
    正是这两个模式，如今在争夺我们的效忠和注意。依我看，在故事与信息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一方面，故事有其目标，就是终点、圆满、封闭；另一方面，信息按其定义永远是局部、不圆满、碎片化的。这差别呼应了由文学和由电视提供的互相冲突的叙述模式。文学讲故事。电视传播信息。
    《同时》
    我们的领导人已让我们知道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一个操纵性的任务：建立信心和管理悲伤。政治，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意味着容忍分歧，鼓励坦率——已被心理治疗取代。让我们用一切手段一起悲伤。但让我们不要一起愚蠢。些许的历史意识也许有助我们理解刚刚发生了什幺事情，以及还会继续发生什幺事情。“我们国家是强大的，”我们一再被告知。我就不觉得这种话真的带来安慰。谁会怀疑美国是强大的？但美国并非只需要强大。
    《同时》
    古老的《圣经》时代的形象表明，我们生活在以语言作为象征的差异中，这些差异层层叠着一一如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梦想的一英里高的公寓大楼。但是普通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语言分散不可能是一座塔。我们这分散成众多语言的地理，与其说是垂直的，不如说是水平的（或看起来如此），有着众多的河流和群山和深谷，以及环绕着大陆的浪涛轻拍的海洋。翻译即渡海，把我们带到对岸。
    《同时》
    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
    《同时》
    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恨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区域和经验。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幺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被“别的事情”困扰着。 我被我所珍视的各种权利的冲突和各种价值的冲突困扰着。
    《同时》
    我自认在很多重要局势中能看得清楚。这点本身并不难达到，然而却有点不寻常。依我之见，一个人要超越其所处环境的压力和超越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乎高度或敏锐的才智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关乎正确判断力、善意和某种勇气的问题。对事实视而不见的自然倾向，是一种诱惑，它源自我们的直接利益和源自各种问题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惧。一位法国随笔家曾说：“当你寻找真理，最可怕的是你找到它的时候。”你找到它，你便再也不能听任自己跟从你的个人圈子的偏见，或接受流行的陈腔滥调。
    《同时》
    就一个人未直接广泛体验过的问题散播公开意见，是粗俗的。如果我讲的是我所不知道或仓促知道的，那我只是在兜售意见罢了。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无论什幺时候被要求提供——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追求复杂性。
    《同时》
    在宠爱近年那些较「用家友善」的艺术的这种文化气氛中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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