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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某物的制作（making）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作—她称为工作的活动，是工匠用强力改造原材料使之合于他的模型的活动。原材料在制作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人类更不能作为原材料来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创造历史。[2]说“人”创造着他自己的历史是误导性的，因为（正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不存在：“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和居住于世界。”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可是，阿伦特发现马克思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对政治的这种特有误解。其实自从柏拉图拒绝雅典民主制，制订他的理想城邦规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的书写就有系统地忽略了人最显著的政治属性，即人是复数的，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他们不适合成为整齐划一的试验模型，除非摧毁他们的政治能力。因而，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来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直没有写出来，但其中许多思想线索都在《人的境况》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她最终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致命错误是把政治行动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一她称之为工作和行动-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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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还没有做好雅备来照管这股威胁地球的力量。这两方面的结合回应了阿伦特早期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一方面相信“万事都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认为人类只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法则支配的动物种群，个体可有可无。极权主义就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交织，一起推动的一种虚无主义过程。此一回应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论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对当代人困境的一种原创性的、发人深省的诊断。本书起源于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讲座中的演讲，它本身也是一个更大的计划一论“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副产品。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阿伦特就着手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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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解释说，由于“核心的政治活动是行动”，就有必要首先完成一个初步练习，目的在于阐明“行动在概念上与它通常容易混淆的其他人类活动，如劳动和工作的区别”[1]。的确，本书最鲜明的组织原则在于它对三种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这三种人类活动对于人之境况是根本性的：劳动，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活；工作，相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为对象世界，行动，相应于我们的复数性（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阿伦特认日、出一工阳知生结由这此活动之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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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她的目的之一。但她坚决否认她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任务是为未来提供一幅蓝图，或告诉人们去做什么。她拒斥“政治哲学家”的称号，证明了自柏拉图以来，所有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都是忽视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从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因为“实践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数人的同意，答案从来不在于理论考虑或某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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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和有意作恶是罕见的，甚至比善行更罕见；根据耶稣的说法，它们将在末日审判时由上帝来处理，末日审判在尘世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而且末日审判也不是以宽恕为特征而是以报应（apodounai）为特征 [791但是过失是常见的行为，是行动在一个关系网内不断建立新关系的本性使然因此它需要被宽恕、被放下以便人们可以从他们在无知状况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使生活得以继续下去。 [80]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相互宽宥，才能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解脱出来，保持自由行动者的身份；人们只有经常愿意回心转意和重新开始，他们才可以被信任地支付如此伟大的权力，以便开始新的事物。在此方面，宽恕恰恰是报复的对立面一一报复是以反作用的方式对最初过失所施的行动，由此人们不但没有结束第一次错误行为的后果，反而被这个过程所缚，使得包含在每个行动中的反作用链一环接环地无休止进行下去。报复是对他人冒犯的自然、自动反应，由于行动过程的不可逆转，报复也是料想得到，甚至可以预期的。与报复相反，宽恕行动从来无法预料，它是唯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行动的反动（reaction），因此虽然是一种反作用，却仍然保有行动的原发特征。换言之，宽恕行为是唯一这样的反动：它不仅是对行动作出的反应，而且是重新开始的、出乎意料的行动，根本不受引起它的行动的限制从而让宽恕者和被宽恕者都从行动的后果中解脱出来。包含在耶稣的宽恕教导中的自由是摆脱报复的自由，它接纳了行动者和遭受者，否则他们就会陷入行动无情的自动过程中这个过程凭自身永远不会终结代替宽恕的是惩罚（但决非其反面），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试图结束一些没有干预，就会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的事情。因而惩罚也是人类事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人们不能宽恕他们无法惩罚的行为，也无法惩罚那些业已证明是不可宽恕的行为。这就是自康德以来我们称为极端恶”（rad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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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世界。一方面，我把自己局限于对那些一般人类能力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出自人之境况，因而是永恒的，即只要人类境祝本身不改变，它们就不会无可挽回地丧失。另一方面，历史分析的目的是追溯现代的世界异化一人逃离地球进人宇宙和逃离世界返回自我的双重过程一的根源，以达到对这样一个社会之本性的理解：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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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和现代世界还不是一回事。从科学上讲，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讲，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诞生于首次原子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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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质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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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不信任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政治判断是明智的，首先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性格”一他们没有拒绝发明核武器，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真”一他们不明白这些武器一旦被发明出来，就没有人会就如何使用来咨询他们的意见，而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己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或许存在着超越言谈的真理，或许这些真理对单个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即可以是任何人，只要他不是一个政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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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对付由复数的主动性造成的不可预见之后果的办法是人类作出承诺和信守承诺的能力。一个人对自己作承诺是靠不住的，但是当复数的人们走到一起，为了未来而作出保证时，他们在自身之间创造的合约就在“不确定的海洋”上抛出了一个“可预见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共同运用权力。所有这些就是契约、条约和章程，它们或许像美国宪法那样强大可靠，或许（像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写在文件上。换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根本达不到哲学家想象中的假定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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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是它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与海德格尔对我们的有死性的强调截然相反，阿伦特证明了对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来自于这个事实：新人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能力创新，从而打断或扭转由先前行动所发动的事件链条。她说行动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意料之外的事情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社会完全陷入僵化，行驶在冷酷无情的轨道上，也不排除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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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人之境况的叙述提醒我们，在开端启新的意义上，人是行动的生物。行动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无论我们是否理解它的含义，而不理解所导致的就是，人类世界和地球本身遭到了我们亲手造成的灾难的破坏。的灾难的破坏。着眼于她所谓的“现代”（从17世纪到20世纪早期）她从中诊断出一种荒谬的形势：高速的经济进程是由人的行动发动的，而与此相关的人却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看作社会经济大潮中无助的随波逐流者。她相信，这两股趋势都与公共注意力转向经济活动有关，而在传统上经济活动一直是家庭的私人事务。不过，在前言中，她注意到了她描写的“现代”已经退潮，核技术的出现，已经在人类和他们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开展出一个“新的尚不确定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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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式的权力—释放带有不可预知后果的过程-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社会：他们沉浸在消费中而无力承担对人类世界的责任或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阿伦特在她的前言中注意到，无思想（本身与人类公共世界的丧失有关）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特征”，而她大声思考的目的确实是在他人身上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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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atural growth of the natural）或“生命过程的释放”，因为现代化已经证明了它极其擅于提高生产、消费和增殖，比从前的时代大大加快了人类生产和消费的步伐。她认为，由于经济考虑成为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而不是像先前所有文明时代那样，隐藏在家庭的私人领域内），世界的毁灭和人类越来越强烈地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的倾向，就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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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人之境况分析的中心要义是，一个建立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世界的持久存在至关重要，它帮助我们抵御了自然过程的侵蚀，为我们终有一死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固背景。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当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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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阿伦特认为，虽然马克思用工匠的术语谈论制作，但他实际上按照更近于动物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实际上是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可预测的过程，对他来说，历史不是独特的、终有一死的个体的故事，而是一个种群的集体生活过程的故事。在阿伦特看来，虽然他错误地假定了这个过程可以通过革命导向“自由领域”，但她仍震惊于他所描绘的，个体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活中，这个集体生活无情地前进的画面。她发现这是一幅现代社会的画像，揭露了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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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柏拉图所注意到的，关键是要确保开创者始终完全控制他所开始的事业，无需他人的帮助就能把这个事业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内，这种脱离众人的统治身份的获得，就在于一方面怀有各自动机和目的的其他人不再自愿加入这个事业，只是被迫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发起行动的初创者不再让自己卷入行动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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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政府形式的共同之处是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坚持认为他们只应当关心他们的私事，只有“统治者应当参与公共事务”。这确实会促进个人的勤奋和私人行业的发展，但公民在这种政策中所发现的，却是他们被不遗余力地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必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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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身体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中产生的社交乐趣，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而是以同一性（sameness）为基础的。在一个建立在劳动和消费之上，人人都步调一致的社会中弥漫着的同一性，与大伙一块儿劳动的肉体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此，劳动的生物性节奏跟劳动集体的统一，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感到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跟所有其他人相连的一份子。这种万众联合如一人的状况根本上是反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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