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被动属人管辖原则，以P.N.德罗斯特在《国家犯罪》（Crime of State ，1959）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为依据，即在某些情况下，“被害者的祖国的法庭可以拥有审判案件的资格”；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可以由政府代表受害者提起刑事诉讼，即是说受害者有权进行报复。这事实上就是控方的立场。豪斯纳先生以下面的话开始作开庭陈词：“我现在站在以色列的法官面前。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在这一时刻，有六百万起诉者同我一起站在这里。然而他们再也无法提出控诉。他们无法用手指逼向那个玻璃间，无法朝坐在里面的那个人大声疾呼：‘我要控诉！’……他们用鲜血泣诉，他们已经发不出声音。因此，我要成为他们的嘴：我要以他们的名义提出这骇人的控诉。”凭借此番辞令，公诉方倒是为审判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开庭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依然是为了满足受害者的复仇欲，或者，复仇权。在刑事诉讼中，即使受害者宁愿选择宽恕或忘记，也必须强制启动。刑事诉讼所依据的法律，其“本质”是——正如特尔福德·泰勒在《纽约时代杂志》上所说的——“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受害者，而且首先是共同体，因为罪行触犯了这个共同体的法律”。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原因在于其行为扰乱或严重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这有别于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伤害涉及的是个体利益，后者有权要求赔偿。刑事案件中的赔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求进行“赔偿”的是政治实体本身，是普遍的公共秩序遭破坏失灵，因而必须得到修复。换言之，刑事案件首先事关法律，而非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