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其为令,讲述自己赤裸裸的一生,以朋友的口吻闲话家常,却成了一种风格与前不同的新文学。
钱穆 《中国文学史》0
钱穆 《中国文学史》0瘾品贸易乃是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
戴维·考特莱特 《上瘾五百年》0
戴维·考特莱特 《上瘾五百年》0资产阶级生活是以保护私人活动为重的。一种行为方式越显得重要,越后果重大,它也就越能免去检查。政治倾向,财产状况,宗教信仰——所有这一切都想隐藏起来,而家庭则是阴暗腐朽的建筑物,这幢建筑物里的壁橱和墙角中隐藏着最肮脏可耻的本能。
瓦尔特·本雅明 《单行道》0
瓦尔特·本雅明 《单行道》0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观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 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臣斵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 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人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城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城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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