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剑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在你死之前就死亡,深深地走进它。
埃克哈特·托利 《当下的力量》1
埃克哈特·托利 《当下的力量》1在日本,每年都会找到十万具以上的离奇死尸,警方当然不可能一一详加调查,只能依据有限的人手及预算,从十万这个庞大的分母中锁定明显具有犯案迹象的案子来调查。反过来说,若是从遗体上看不出明显的犯罪痕迹,警方就不会视之为刑事案件。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在深山或树海等自然环境中发现的离奇死尸。这些遗体大多严重腐烂,找到时已是白骨一具,别说调查疑点,连查明身份都有困难。其中应该有不少人是死于谋杀并遭到了弃尸,但若找不到明显的犯罪证据,警方就不会追查其死因,而是当成自杀或意外死亡处理。 案发地点换成民宅也一样。 不,在孤独死案例暴增的现代,在独居者家中发现“没有明显犯罪痕迹”的遗体的概率,可能远远超过在深山和树海中的。
叶真中显 《绝叫》0
叶真中显 《绝叫》0中层贫民制,而不是让自己被人压制,是那些更幸运的人们的特权:经理、教师、作家、新闻记者、神职人员、电影导演等。) 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别。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这一点说明了为什幺中学教师比大学教授的地位要“低”。中学教师有责任每周向校长、行政负责人或“课程协调人”报告“授课计划”, 46/239
保罗·福塞尔 《格调》0
保罗·福塞尔 《格调》0于是大员们下船去了。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香。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复下去的疙,这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的责以大义,说他不顾公移益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将为华夏所不客;激烈点的,还至于捏起拳头,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负这回的水灾的责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大家就都称赞他,但几个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鲁迅 《故事新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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