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现在梅克伦堡广场44号的这间房子里挤着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新的风向。卧室和起居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私人空间更是无从谈起。要是访客上门，所有一切都会暴露在他人的审视之下。这样的房屋结构让H. D. 觉得没有任何遮蔽，只能任人侵入。她感到房间像是一处“舞台布景”，许多人事来了复去，而她找不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这间布卢姆斯伯里的寄宿屋不再是助她挣脱传统家庭生活桎梏的自由之所。它仅仅是对原本将与阿尔丁顿、他们的孩子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屋子的一种残酷扭曲。房东太太明显的谴责之意也让她无地自容—有一次空袭来临时，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穿着睡衣跑到了楼下客厅。她也一定知道，原本就住在广场后面格雷律师学院路上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因为未婚同居，被坚决要在自己领域保留体面尊严的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在楼梯上，每当其他房客从她身边经过时，都会投来探询的目光，为此，她想方设法地避开他们。她不愿成为布卢姆斯伯里寄宿屋居民之间无聊的八卦谈资。但她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这一切。最后，她把主卧室让给阿尔丁顿和阿拉贝拉，自己则撤退到库诺斯那间狭小的阁楼，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姿态。她在这里孤身度过漫漫长夜，身上裹着那条初来欧洲途中、坐在甲板上用过的旧毛毯。这似乎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让步。但这时H. D. 已经丧失了全部自信。梅克伦堡广场44号像是“即将倾圮、往她身上压去的四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