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末，在中国生活了漫长的三十二年之后，庄士敦最终回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担任教授一职—他在伦敦郊外的里奇蒙德镇买了间房子，梅克伦堡广场因此仍旧是鲍尔的私人领域。同月，鲍尔写信给吉尔德斯利夫，感谢她邀请自己前往纽约担任终身教授职位。鲍尔满怀遗憾地拒绝了这一邀约（“令我为难的是，我同样热爱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而且我在伦敦交游广阔，许多朋友都在这里”）。不过她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过于绝对”，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且富有威信的邀约，鲍尔问对方是否可以容她日后再考虑这一机会，“比如再过几年，”她写道，“新工作总是能令我兴致盎然。也许相比现在，几年之后我能更容易做出这一转变。你提出的教职和慷慨的条件确实非常令我心动。”鲍尔不愿意彻底回绝这一邀约，或许表明了她对和庄士敦两人未来的矛盾心理—庄士敦一直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或许他不会一直待在伦敦。这年12月，两人向外界公布订婚消息。但到第二年夏天，订婚似乎已经取消。（庄士敦一直在伦敦待到1937年；1937年退休后，他回到苏格兰自己买下的小岛，在那里平静度日。）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并不清楚。1931年7月，鲍尔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讲席教授这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授予原因包括“她通过研究工作推动社会经济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她作为教师的著名影响力，以及她作为社会经济史学家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她的年薪也终于提升到了令人满意的一千英镑。继莉莲·诺尔斯之后，鲍尔是第二位担任这一职位的女性，她认真地承担起为下一代学者树立榜样的责任。原本就已经高强度的时间安排此后更趋紧张。这年12月，鲍尔受邀加入由国际知识协作机构（总部位于巴黎，旨在促进学者之间的交流）组织的学校课本专家委员会。次年，鲍尔在大学妇女国际联盟—这一联盟与国际联盟关系紧密，承担着全世界女性学者旅行社的作用—的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讲话中感谢与这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