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学辩护》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句子抄

共收录164个《为历史学辩护》的句子：本页收录的《为历史学辩护》名言名句/《为历史学辩护》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为历史学辩护》语录可以了解《为历史学辩护》的特色。

历史学家不能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的历史官僚，他应该成为忠实于其探索和冒险职责的漫游者。因为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对于这一特点，历史学家对马克·布洛克的教海并未有过足够的思考）是，历史“还是处于童年的科学”。历史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咿呀学语，这一前历史阶段从希罗多德（Hérodote）一直延续到马比荣（Mabillon）神甫，关于这位神甫，马克·布洛克在后文中提到，“1681年，《文书论》（De re diplomatica）出版，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这部著作“最终奠定了档案文献批判的基础”。历史直到19世纪才成为教学内容，即使在这个奠基的世纪，历史仍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之间犹豫不决，而此前的初生时期就更需要我们反思了。对历史学家而言，从中得出的教训是谦卑的，但也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对历史学而言，求知之风几乎尚未吹起。历史认识还处于黎明期。我们一直处于黎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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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应认清这一点：文献、证据“不会自己说话，除非人们知道如何去考察它们……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这种说法与“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观念之间的对立显而易见，不过，在这一点上，马克·布洛克与著名数学家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不谋而合，彭加勒在对自己和同道的科学实践反思过后论证说，科学发现的产生过程开始于预先的假设。1902年，彭加勒发表了《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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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回到本章的核心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各构成要素是以纷繁错杂的形态沉浸在历史中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是最基本的要素，还有各种微妙的心态因素”。在这里，马克·布洛克向新史学的伟大先驱之一基佐（Guizot）表达了敬意，基佐在谈论综合体（complexe）时说：“该词的意思是，人民生活的所有要素、其生活中的所有力量都会聚在一起”。“如何称呼”这一综合体呢？马克·布洛克提出了一个术语（或曰一个观念），而吕西安·费弗尔已阐述了它的历史，这就是“文明”（“civilisation”）。我不想否认这个术语的意义，但是，我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今天它几乎完全局限于法文和法国文明中。别的地方盛行的是“文化”（“culture'”），然而，这个概念与文明不是一回事，也不处于同一性质层次上。这无疑是时代的特征：文明因为其精英主义而受到大众文化的谴责和排斥，后者现已侵人史学领域，并使得史学更具物质色彩并降低了其人文性质。费尔南·布罗代尔以“物质文明”取代“物质文化”的努力看来也失败了。应该对这种去人文化听之任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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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以基督教传统和古典传统为根基。我们最初的老师，即希腊人和拉丁人，都是擅长史学的人民。基督教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体系可能将信仰和仪式奠基于神话之上，这类神话几乎超出人类时间之外；就宗教圣典而言，基督徒的《圣经》是历史书籍，他们的仪式纪念的是教会圣徒的重要事迹，以及上帝在尘世履历中的插曲。基督教还以另一种也许更为深刻的方式强化自己的历史性：在基督教教义看来，人类的命运处于堕落和末日审判之间，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每个人的一生、每一次个别的“朝圣”都是这一历程的表现；正是在这一时段中，因而也是在历史中，整个基督教思想的核心，即原罪与救赎的宏大戏刷，才得以展开。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文学巨著，无一不回荡着过去的回声；我们的行动者总是把过去的教训一不管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口头创造出来的——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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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独特对象是人类的活动，这一活动场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吸引人的想象力。尤为重要的是，当这一场景在遥远的时间或空间中展开时，它便具有一种奇特而微妙的迷人之处。伟大的莱布尼茨曾向我们透露这样的看法：当他从抽象的数学思辨或神学思考中走出来，转而解读德意志帝国的古老宪章和纪年作品时，他像我们一样，体验到了“认识独特事物的乐趣”。我们切不可抽离学术中的诗意成分。我们尤其不要为此感到难为情让我吃惊的是，某些人就有这种想法。为了让感性蒙受如此激烈的控诉，就必须认为它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理解力：这真是个奇怪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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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也是一门尚处于童年的科学：就像所有以人类思想为对象的科学一样，它是理性知识园地中的迟来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很久以前就以叙述史的萌芽形态出现了，而且虚构的成分长期充塞其间，但历史学依附于直接可感的事件的时间甚至更为久远，因此，作为一门理性化的分析学科，历史学仍然十分年轻。它正努力深入事件的表象之下，在摈弃传奇和修辞的诱惑之后，它还须排除各种在今天看来更加危险的毒素，这就是旧式的博学以及伪装成常识的经验主义。就其方法论的某些基本问题来看，历史学并没有超越其最初的摸索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菲斯泰尔·德·古朗日和他之前的培尔（Bayle）都曾不无道理地指出，历史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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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所处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同于以往。空气动力学、爱因斯坦的力学、量子论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昨日的科学中形成的观念。这些理论并没有贬低昨日的观念，但使它变得更为灵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无限的或然性取代了确定性，以尺度之中永恒的相对性取代了严格的可度量性。它们的影响在无数的思想者那里都可感受得到一我也应算做他们中间的一员一虽然思想和教育方面的缺陷使他们不能紧跟这场伟大的变革，除非从遥远的外围、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因此我们今后可以更有理由说，一种知识，即使无法以欧式几何的方式或恒定重复的法则来证实，但它仍可配享科学的名号。我们可以更为轻松地认为，可以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转化为程度的问题。我们不再觉得有这样的义务，即赋予所有认识对象以统一的、借自自然科学的思想模式，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中，这种统一的思想模式也不再是普遍适用的了。对于人文科学将来的面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知道，人文科学要想存在下去——显然，一切都还须继续遵守理性的基本规则——就不能放弃自身的独特之处，也不必为自己的特点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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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事先并不妨碍任何研究取向，不管研究本身是优先面向个人还是面向社会，是注重对瞬时性危机的表述，还是追踪那些最持久的因素；历史词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条，从其最初的词源上说，它所涉及的唯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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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但这个说法仍然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是“关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历史学家不能只考虑“人”。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自然是个有时间范围的范畴。当然，人们很难想象哪门科学可以撇开时间。不过，对很多科学而言，时间一般是人为划分的同质的片段，它几乎只是个尺度。但是，历史中的时间是个具体鲜活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它就是孕育历史现象的原生质，是理解这些现象的场域。对原子物理来说，一个放射体变为其他物体所需要的秒、年和世纪的数字是一个基本数据。某种巨变的完成需要千年还是在旦夕之间，抑或尚未完成，这样的问题无疑让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质学也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学科，但物理学家不太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相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会满足于证实恺撒（Cesar）花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或者证实路德（Luther）用了十五年从爱尔福特（Erfurt）的正统派见习修士转变为维滕贝格（Wittemberg）的宗教改革家。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征服高卢在欧洲社会变迁的时序中的准确位置；在不否定马丁·路德修士的灵魂危机可能具有持久意义的前提下，历史学家只有准确地确定这场危机对命运轨迹的影响——这种命运不仅是主人公的个人命运，也是作为个人命运之气候条件的文明的命运——才可能对危机作出恰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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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要对当下的宗教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就必须认识到，关于起源的知识是不足以作出解释的。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甚至不要去追问，信仰的名称和实质到什么时候还丝毫未变。即使人们认为一种传统原封不动，但传统的维持却始终需要理由来支撑。人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神意行为的假设是科学无法认识的。一句话，问题不是去弄清楚耶稣是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因此要理解的问题是，为何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受难和复活。当然，对笃信宗教的群体而言，宗教信仰只是其全部生活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纠结点，社会结构、心态状况中的各种特征都会聚于这一点上。简言之，宗教信仰完全是个牵涉人类环境的问题。橡树从橡栗而来。但只有在遇到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时，橡栗才能生长并成为橡树，但这类环境和条件已不再属于胚胎学了。这里提到的宗教史只是一个例子。不管选择哪种人类活动为研究对象，解释者总有可能落人同样的谬误之中：将前后关系和解释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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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归根结底总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中借用各种要素来重构过去，当然必要时会给这些要素添上新的色彩；即便是我们用以表示已经消失的心灵状态、已经湮没的社会形式之特征的名词，也主要是让我们体验当时人的生活，否则它们毫无意义。若以自觉且克制的观察取代这种直觉印象，也许会更好【上百倍】。我想，如果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其生活的世界视而不见，他仍不失为伟大。但是，如果博学者没有兴致去观察周围的人、物和事件，【他】也许就只配得上有益的古物学家的名号，就像皮雷纳所说的那样。他最好还是放弃历史学家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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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即使表面看来至为清晰和直接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也只有在人们考察它们的时候才会说话。在布歇尔·德·培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之前，索姆河（Somme）的冲积层上已有大量的燧石，跟今天一样。但这位考察者还没有到来，因而这里也就没有史前史。作为一名上了年纪的中世纪史专家，我几乎不知道还有比契据集更吸引人的资料了。这是因为我大致了解我想要从中得到的是什么。相反，一部罗马铭文集对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虽然我好歹能看一点，却不知如何去运用。换言之，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在任何科学中，】被动消极的考察从不会得出成果，如果这种考察真的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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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确认欺骗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找出欺骗的动机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发现欺骗的线索。只要欺骗的因由尚有不明之处，欺骗本身必然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因此问题只弄清了一半。尤其重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的谎言也是一种证据。若仅仅证明查理曼颁给亚琛（Aix-la-Chapelle）教堂的敕令是赝品，便只是避免了一个错误，而不是获得了一项知识。我们能确定这份赝品是红胡子弗雷德里克（Fredéric Barberousse）的近臣们制作的吗？这位皇帝是想以此来为他的帝国梦想服务吗？这些问题打开了一个面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新视角。史料批评从追索作伪行为转向了作伪者；也就是说，这一做法符合史学的座右铭，因为它转向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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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天差地别，因而观察能力也不是一个社会恒量。某些时代的观察能力较为匮乏。举例来说，虽然今天的大多数人对数字的敏感度还不很强，但中世纪编年史家在这方面的缺陷更为常见，因为我们的感知已深受数学的浸染，正如我们的文明一样。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证据的错误终究是由感知和注意力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历史学恐怕只能将研究交给心理学家了。然而，在上述缺陷中，除了相当普遍的思想上的小故障，很多是由特定社会氛围中十分鲜明的因素造成的。因此这类缺陷通常【像谎言一样，】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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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历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历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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