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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尴尬"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尴尬的句子/关于尴尬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尴尬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任何信仰，无论是宗教、政治或道德上的信仰，都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信仰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年代是个问题，年龄是个问题，聪明不聪明也是个问题。纯朴的人和超智的人都有信仰，前者简简单单就信了，后者用理性推理，两者都得到了好处。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则很不幸，他们的理性没有发达到后者的程度，但他们又没有纯朴到前者的地步，所以只能依靠自己很靠不住的中等智力，所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帕斯卡尔 《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译者序 纪德：一个不可替代的榜样 在20世纪法国作家中，若论哪一位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喜欢颠覆，最爱惹是生非，最复杂，最多变，从而也最难捉摸，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非安德烈·纪德莫属。纪德的一生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这座迷宫迷惑了多少评论家，甚至迷惑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长达三十余年。 这里顺便翻一翻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老账，只为从一个侧面说明纪德为人和为文的复杂性，在他的迷宫里迷途不足为奇。比对一下法国两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就多少能看出诺奖评委们的疑虑与尴尬。两位作家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享誉文坛，虽不好说纪德的分量更重，至少也算是等量齐名。然而，罗曼·罗兰于191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却还要等到三十二年之后
    安德烈·纪德 《田园交响曲》
    维特根斯坦说，一个语词有一张脸。他说贝多芬创作第九交响乐”，这时你可以有一个画面，“歌德创作九交响乐”就不行。你可以想象贝多芬指挥第九交响乐，实上有那张画，他指挥第九交响乐，一转身，满场在鼓掌，他身之前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聋了，他什么都没听到，一转身，满场在鼓掌、欢呼，那个场面非常震撼。你想象歌德一转身，的确有点儿可笑。我们都记得，维特根斯坦一开始是把语句理解成语词在逻辑空间中配置的可能性，说得简单点，就是逻辑上是否能搭配，那么，歌德跟创作第九交响乐在逻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让维特根斯坦不爽的是，这么搭配很尴尬。 然后是这段话，他说：“但若我可能觉得句子像一幅话语的图画而句子里的每个词都像其中的一个形象，那就无怪乎即使孤立地不派用场地说出一个词，它也会似乎带有一种特定的含义。”'你要是了解维特根斯坦，你就知道他说出来这话有多难过，肯定有一种东西在纠缠他，有一个他摆脱不掉的东西在，他才会这么说，因为他的主导思想是，唯当一个语词在句子里有个用法，它才有意义。早期他的确把句子和语词比作图画，但他要说明的是另一个思路，这条思路已经被抛弃了，早期他说的是逻辑图画，现在侧重于形象，说的是这个形象本身
    陈嘉映 《感知·理知·自我认知》
    我的性格非常被动，习惯服从而不是去说服别人。我不是那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很容易放弃，尤其害怕被人拒绝，所以根本不敢勉强别人；当我面对别人的难堪和尴尬时，我会比对方更难堪更尴尬。我向顾客推销产品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揣摩他们的想法。假如我感觉顾客稍有抵触或抗拒，我就会立即放弃，甚至都不用顾客说出来。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
    显著的一点是，契诃夫的人物完全不懂欺骗自己，哪怕他们是在追求不存在的事物或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他们困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感觉自己过的生活不对，再也不能这么过下去了，可是对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他们又想象不出来。于是纳博科夫曾评价道：“契诃夫的主人公是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个重负既卸不下又担不动。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
    老实说，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我当时同。有人向我提建议时，我习惯点头说好，而不是问为什么。此外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充当听众，而不是表达观点。因此我常常交到喜欢表达的朋友，而不是和我沉默寡言的朋友，否则相处起来就会很尴尬。后来我常常回想，当年在朋友眼里，我有展露出什么写作上的才华吗？我觉得并没有，因为当年我根本没写过任何称得上作品的东西。要不就是我的谈吐比较温文尔雅？这倒是有可能，尽管这只是我给人的一种错觉。因为我顶多只能算是性格温和，但谈不上什么文雅。和同龄人相比，我情绪比较平稳，几乎从不激动，此外我很少不加修饰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特点都很容易让我的朋友误以为我是个有修养的人，但这显然还不足以被看成是某种写作上的天赋。所以当时朋友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许仅仅是看到我在画画上起点太低、悟性太差，觉得我还不如另辟蹊径算了——这就是我最后对那句话的理解。
    胡安焉 《生活在低处》
    那天我揿响的是一户101房的门铃。那个单元有六层，每层两户，从单元门进去几步远，左边就是101房。我清楚地听到急促的铃声同时在对讲机里和101房里响起，然后有一个男声问我是谁。虽然我们之间隔了两层门，但他离我实际上只有几米远。在我回答了他之后，他就开始为我开门了。在他的可视对讲机上，有一个开门的按键，这个按键显然是机械式的，因为当他摁下去的时候，我能听到响亮的“啪叽”一声。这里的门禁开关普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经常要反复摁多次才能把门打开。也有些屋主大概厌倦了和这些按键周旋，会亲自跑下楼来给我开门。 可是这次我遇到的这位屋主，显然是个百折不挠的人，一个在原则上决不轻易让步的人。他很清楚这个按键时灵时不灵，因此他没有奢望事情会一蹴而就。他一上来就疾风骤雨般地连击按键，于是对讲机里传出一阵连绵而密集的“啪叽”“啪叽”声，好像有一群小鸭子边拍打着翅膀边扑向水里。由于他在不懈地努力着，我只好尽力地对着镜头绽放出包含着鼓励和期待的微笑。这样，当这位藏身幕后的爵士鼓手边打着鼓点边看向屏幕时，就会感到自己的付出无疑是值得的，有人正被自己的努力所感染，一心一意地准备着迎接那个高潮的到来——也就是门被打开。于是他似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天我站在一个单元门前，正在门禁键盘上逐个地输入房号数字。不难想象，铁门背后的某个屋子里会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同时安装在门边的可视对讲屏会亮起来，我的头部或半身像出现在屏幕里——视我站位的远近而定——正尴尬地盯着摄像头看，难掩焦急地等待着屋主的发落。这常常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和屋主来说，彼此都是陌生人。屋主可能正专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对此安静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这可能是一个刚上完夜班、正沉浸在睡梦中的人，铃声粗暴地打断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皱着眉头，恼怒地走到屏幕前，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的经验里，多数屋主在门禁对讲机里的语气都是恶狠狠的了。
    胡安焉 《我在北京送快递》
    哎，你真的，去哪儿都必须背着你这包？啊。别人帮你看着也不行？不行。问话的人十分坚韧，继续问道，你包上不是有密码锁吗？还怕人打开？人们都把注意力转过来，笑眯眯看他俩一问一答，这种不太当真的探究，目的就是为大家提供娱乐，像一种即兴脱口秀。第五岳看他一眼，说，你的手机也有密码锁，你愿意交给别人保管？可是手机体积很轻，你这个摄影包太重了，你不觉得累赘？我的摄影包有八斤，你的肚子大概十八斤，每天扛着一个十八斤的肚子，你不觉得累赘？满座爆发哄笑，伴着拍桌子的砰砰声，好几个人说，精彩，第老师太精彩了，今日最佳。栗栗也跟着笑。第五岳自己没笑，低头拿筷子夹了一块海蜇皮咯吱咯吱嚼，就像刚才答的是句再正常不过的话。那个胖子也并不尴尬，反而摸着额角，向人们露出自豪的笑，像个引逗动物做出危险动作的驯兽师一样，把满场笑声当作奖赏领受了。
    张天翼 《如雪如山》
    那个胖子也并不尴尬，反而摸着额角，向人们露出自豪的笑，像个引逗动物做出危险动作的驯兽师一样，把满场笑声当作奖赏领受了。
    张天翼 《如雪如山》
    “说你永远不背叛我，我就带你走”
    “我永远不背叛你”
    晚风将誓言飞卷带走，暮色笼罩天空，乌云飞速流转金红被天青和苍蓝渐渐取代，巨大的城市在地平线尽头一寸寸亮起灯海。
    淮上 《破云》
    但人生就是这么尴尬：你刚打算出家，紧接着就能收到情书；你刚决定戒断碳水，就发现楼下新开了一家好吃的面包店。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唱歌本来是大家放松一下，喝喝酒聊聊天。但这位叔是个严谨的人，每每听陪唱的小妹有不专业的地方，他就会叫停，然后站到身边，仔细纠正对方的发声方法。“你嗓音条件不错，但不会用气，”他把大手放在姑娘的细细的后脖梗子上，“来，找一下共鸣…”这种“现场辅导班”，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嘛，每次都会让歌厅的气氛变得有那么点儿尴尬。
    陈晓卿 《吃着吃着就老了》
    自己正在烦恼的时候，丁福保老先生忽然来一个电话，叫我即去相商要事，我就急急忙忙赶到他的家中，丁先生见了我就说：“今天下午六时，忽然来了五个日本人，寒暄未毕，一个日本人送了一个玻璃盒装的银盾，上面刻着 ‘文化交流，中日一家’字样。”丁先生本来是会说日本话的，日本人说：“你译了不少日本书，对中日文化交流有很大贡献。”丁先生正想要措词答复，谁知三四个日本人已经把银盾恭恭敬敬地送到他手中，不由他分说，就连续拍了几张照片，扬长而去。丁先生说完之后，他认为这事将来能大能小，要是国民政府有一天收复失地的话，连吃官司都有份。同时他又告诉我日本人曾经给他看过一张名单,除了留日名医余云岫、汪企张等七八人之外，末了一名就是你，下面还注着一行小字“皇汉医药从书编纂人”。我一想，这与严某所说的事相同，可能井非空六来风，或许是有些来由的，我和丁先生两人愁眉不展，相对无言。当晚回家，决心想离开上海到后方去。次日清晨，我并不看病，只是呆坐着看报，打开一张日本人办的《新申报》，果然看见丁福保先生捧着银盾的图片，还附带一段很长的新闻，把丁先生过去留日学医的经过以及译书的成就,写得详详细细，而且还说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大有贡献，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不可多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
    这种对不起人的感觉只会令我想逃得更远一点，仿佛只有把亏负或歉疚捅得更深、更大、更不可弥补，才能解决已然的一切。我于是冷冷地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我猜想她一定也感觉得出些许尴尬，她的笑容还勉强挂着，扭脖子绕室环顾了一大圈，道：“搬来这么些年，我还是头一回进来—咦？还有回声呢！”
    张大春 《城邦暴力团》
    人到了值得牺牲的时候，就应该牺牲，所谓值得牺牲，意思是说，活下去成了苟活，成了肉身的延续，人格的死亡；如果牺牲，就能从尴尬的局面中拔升，突然造成一座精神上的金字塔，而这座建筑物是活下去所永远不能造成的。活下去是减法，而死是乘法。
    王鼎钧 《讲理》
    我爸觉得离婚是丢人的事，很长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出门，怕人家谈起我，谈起我的婚姻。也许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异常尴尬的存在，尤其后来我开始跑外卖，他更无颜见乡亲父老，就好像我是在外面做小姐。他跟我说，以后别跟人家说你跑外卖。我问他，为啥？他没说。可就算他不说我也知道为啥，他跟村里其他人的想法没啥区别。我无力改变他们，我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让自己离他们远一些。3-4
    王晚 《跑外卖》
    “朋友”的前提是真诚——真实坦诚。在他面前，我可以成为我自己，我可以只是安静地思考或木木地发呆，却不担心冷场的尴尬，我的神经可以放松到无所思、无所想、无所虑，我可以像一只静态的玻璃杯那样透明地存在着，就像不在一样。衡量“朋友”的标准，只在于“问心”：是否安宁？是否和平？是否满足？是否幸福？
    陈果 《好的孤独》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张一光从“那个世界”出来了，却并没有真正地进入“这个世界”。他是硬生生地插进来的，他是闯入者。闯入者注定了是孤独的。 孤独的人就免不了尴尬。
    毕飞宇 《推拿》
    她把他们的愤愤然理解为令人感动的善意，她明白如果她不走，她是得不到这份善意的，四十八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对年轻人来说，你是老年人，绝无青春还魂的可能，对那些资深老者来说，你是无甚作为的庸碌之辈，将永无翻身之日，而对同一个年龄层的人来说，你的存在无疑是个潜在的威胁，你会抢走覆盖在他们头顶的越来越稀薄的空气。要想持有最后的体面，真的只有抽身走人这一条路了，起码同事们会送给你一个柔软的眼神。
    姚鄂梅 《两棵花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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