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句子抄

共收录62个《有为》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有为》名言名句/《有为》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有为》语录可以了解《有为》的特色。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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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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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的太阳和死亡威胁一同升起，匈奴毫不留情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汉军虽知不敌，仍然坚持着力战，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或投降的念头。这样的坚持可能徒劳，却并不无谓。鲜有人喜欢战争，但既然走上战场，就有值得为之伸张不屈的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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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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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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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为何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匈奴停止骚扰汉朝，这是因为和亲所带给匈奴的最大收益，或者说匈奴真正贪图的，实质上是汉朝所供奉的财帛粮食，而非公主。这些财物能够满足单于王庭一时的生活需要和享乐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的资源缺乏问题。同时匈奴国家是部落联合形式，诸多大小王分草场而治，每个单位独立性都非常强，各部落联系并不像农业城居社会那么频繁，单于对各部日常生活的控制，也不像中原帝国天子对四方那么严密。即使单于本部能够和汉朝保持相对和平，也不能保证左右贤王之下各部在冬天到来时都不用劫掠就安然无恙、衣食无忧。故此汉朝对匈奴前期的和亲，本质是以财贿赂、花钱消灾，公主的出嫁只不过是完成一种契约的仪式感，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冠冕堂皇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双方似乎结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用更不堪的话来说，公主只不过是合同中的一个“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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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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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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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看前任皇帝驾崩、现任皇帝即位发生在一年的哪个时间段。比如，秦始皇死于七月，秦二世胡亥仅需等待两个多月就可改元，进入自己的元年；汉高祖刘邦死于四月，孝惠帝刘盈因此等了五月有余；刘盈死于八月，他的儿子少帝刘辩要改元，只需等待一个多月，但其时真正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吕雉；吕后死于七月，九月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发动政变，共诛吕氏，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时间凑巧在一年之尾，他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纪元；刘恒死于六月，儿子汉景帝刘启等了三个多月才改元；汉武帝刘彻等待的时间最长一将近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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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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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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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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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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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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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三月，李蔡突然被问罪，罪名是侵占了刘彻父亲汉景帝阳陵的土地，进行买卖和私葬。李蔡赶在下狱之前选择了自尽。这种选择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礼遇和尊严，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指士大夫可以免除责罚，而是朝廷会优先让他们以自尽的方式避免在牢狱之中遭受狱吏的肉刑摧残，较为体面地离开人世。这种礼遇方式实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尊卑等级。贾谊对此解释道：王侯、三公如果犯有过失，可以废爵罢官，可以赐他自尽，但不能让小小的狱吏也能随意鞭答凌辱他们，这会让百姓失去对贵族高官固有的敬畏，甚至产生对天子高贵身份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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