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直要到现代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
刘瑜 《民主的细节》1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
刘瑜 《民主的细节》1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
孙立天 《康熙的红票》1茶馆讲理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人们一般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还是要尽量保持理性,即使发生斗殴事件,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一定限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王笛 《茶馆》1
王笛 《茶馆》1人在压抑之下、忧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进。澎湖的生活一言难尽,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罚,冒着强劲的海风翻山越岭,修路筑碉,时时准备横尸海滩,保卫台湾,正如某政论家所说,政府对他们“待之不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他们依然立志,依然进修,决不自暴自弃,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都发生了正面的作用,证明咱们受中华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这般韧性,青年朋友可以从中寻找大勉励大启发。
王鼎钧 《关山夺路》0
王鼎钧 《关山夺路》0对纪念碑式的东西和对群众服从英雄表示欣赏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艺术共同的特征,反映了一切极权主义政权的理念,即艺术具有使其领袖和教义“变得不朽”的功能。使运动变得具有宏大、严格的形态则是又一共同点,因为这样的编舞术排练出政体的统一本身。群众只是去列队,去充当装饰品而已。因此,大规模的类似运动员般的游行,身体编排好的展示,是所有极权主义国家的一项颇有价值的活动;此外,东欧国家里现在极为流行的体操艺术,也令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美学不断表现出的特征;力量的克制或限制;军事化般的一丝不苟。…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中,意志公开地体现在领袖和合唱团的戏剧舞台上。国家社会主义(20)制度下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有趣之处不在于艺术从属于政治需要,因为无论是右翼独裁还是左翼独裁都是这种情况,而在于政治盗用了艺术——处于后期浪漫主义阶段的艺术——的辞令。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0冬季的里约热内卢阳光充沛,雨也下得很慷慨。那些我在赤道上见过的许多植物,比如棕榈、苏铁、朱槿、九重葛、红芋叶与无数蕨类,在这里都因营养过剩而长得形态懒散,有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意思。河岸的树上每天有许多小得像精灵一样的猴子在纵跃奔窜,它们面无表情,如同森林中的巫族,每一只看起来都像戴了个画在指甲上的脸谱。我看过这些猴子傍晚时沿着电线杆上的电缆攀行,如同忍者一样悄悄潜入人类文明之中。它们不像我在英国郊区的院子里看到的那些捧着坚果在打听消息的松鼠,它们并不友善,且行走无声,目光沉沉,安静得像是正在让自己消失。好几次我站在树下与它们对视,都想起《幽灵公主》里那些通体半透明,头颅转动时会发出计时器运转之声的森林精灵。嘀嘀嘀,嘀嘀嘀;顺时针,逆时针;正计时,倒计时。
黎紫书 《暂停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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