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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正常时期有四个交易所，一个是纱布交易所，一个是物品交易所，一个是金业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交易所。战事一起，物品交易所无声无息，金业交易所因为黄金只升不降，一般人很难参加买卖。唯有纱布交易所，在抗战初期营业鼎盛，无数做投机的人，都混入这个市场，但是时局有变化，谣言又多得很，上落极大，参加的人，买进现货期货，赚钱的人多，蚀本的人少，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若干人稍微赚了些钱就卖掉了，上海人叫做抢帽子，这些人就可以依此为生。若干实力分子，做纱布都是大手笔，一买就是几百包，待到高峰时，一卖几千包，把投机者的头寸都会吸干。其中有几个大亨，他们联起手来，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班人还专门造谣，一会儿说和平在望，说得煞有介事，纱布就会狂跌；而伪府的重要人物也参与其事，一会儿来一个什么禁令，纱布就大跌特跌，一会儿宣布暂缓执行，纱布又大涨特涨，这些要员也赚了不少钱。还有银行已经变质，没有人再去存钱，因为币值贬得快，储蓄银行竟无业可做，老百姓所有的钱财都去做投机，于是每天涨起来，一倍两倍地涨上去，跌下来五成八成地跌。有几件有趣的事，也不妨说说。前面说过在纱布投机中出了三个大亨，因为他们能操纵市场，同他们敌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0

那个余达夫，三杯落肚，就现出原形，又唱歌又流泪，真所谓狂歌当泣，原来的学者风度完全消失，竟然一面挥泪一面说他曾经在前方当军医。我就点穿他：“日本人决不会用中国人当军医。”他最后吐露真情说：“我本来是日本人，因为一向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所以学的都是中文，甚至一切举止都是学中国人。日本军队中，也有反战分子，而且数量很多，大多数的反战分子，都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我也是反战的一分子，因为他们抓不到证据，仍让我回自然科学研究所做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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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有钱的人皆由囤货发财，没有钱的人，凭两条腿靠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最苦恼的就是公教人员，既没有钱囤货，更不能凭两条腿去跑单帮，教书的人还是教书，过着清苦不堪的生活。公教人员，起初为租界当局当差，后来为日本人做事，他们的薪级都有定额，币制发生动摇之后，虽也一次次加薪，但是所得永远追不上物价，其情形也和为人师表的教员差不多。从前教育界中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安贫乐道，可是到了这时，穿的衣服都已破破烂烂，几乎不堪入目。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是在上海郊外的真如镇，当时火车班次少，乘客多，所以挤迫不堪，每天到学校去，既不能步行，又搭不起火车，只好把上海的居处顶出或退租，另在真如镇学校附近分租一间农舍居住，几乎个个都成了乡下人。从前上海工部局办的几间学校，如育才公学、华童公学等，教员的待遇最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都度着艰苦的生活。至于公务员，小部分的人，可以对外百般敲诈捞钱，但是大部分公务人员不会转业，惨苦的情况也是笔墨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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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因为裁缝工钱高涨，外国衣料断绝，很少人添置新装，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这两种人有的是钱，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换之不休，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他们也毫不在乎。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因此在轧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据为已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猡”，相当于此地所谓“死牛”。所不同的，一称“猪”，一称“牛”而已。不久，这种剥猪猡的人，因为得来容易，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是徒手来抢夺，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箍伤的。被剥的人不过被剥得只剩一套底衫裤，逃回家中而已。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名为“抄靶子”。这时候，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他们只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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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警顽回到上海之后，张菊生早已接到杭州分馆的报告，立刻令黄警顽到经理室问话。张氏开口第一句说：“褚民谊到上海结识张啸林是不是你介绍的？”黄警顽点头称“是”。第二句问：“在上海召妓，你在场不在场？”黄氏又点头称“在”。第三句问：“你在杭州是否天天陪他游玩？”黄警顽点头称“是”。最后张菊生问：“褚民谊偕同妓女往月下老人祠求签，你有没有同去？”黄警顽仍然点头称“有”。张菊生很严肃地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褚民谊看来是一个糊涂虫，你同他一样的糊涂，实在要不得。将来舆论的攻击，当局的指责，会因你的陪伴导引，影响到本馆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对你作停职处分。”黄警顽听了张的一番话，只有不作一声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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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孙嘉福，他儿子患的不是斑疹伤寒，这是中毒现象。我问他平时是不是打吗啡针或吸白粉，孙嘉福说：“这里有的是白粉吗啡，但我的儿子从没有这个习惯。”我说：“这可能是你平日有所不知吧！”这句话刚说完，那麻面老妪突然顿足长叹，呜呜咽咽指着孙嘉福说：“自从你这个挨千刀的做了汉奸，开了这么多烟间、白粉窝之后，好好的儿子早就染上了恶癖，你还蒙在鼓里，陈医生说的话是对的。”孙嘉福那时还有些不相信，我就把病人的臂部翻过来一看，上面针孔有如蜂巢一般，这下子，孙嘉福无言可说也哭了起来，问我：“如今怎么办？”我说：“病人瞳孔已经放大，足见中毒已深，撮空理线，死亡即在目前，恐怕只有几个钟头的生命了。”他又坚决地问我：“你的话真的吗？”我说：“是真！现在中药已无能为力，要立刻送医院急救。”孙嘉福这时忍不住哭出声来，连说几声“自作孽！眼前报！”“自作孽！眼前报！”要求我继续替他想办法。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急速车送麦家圈仁济医院，那边有急救的设备，我有熟人可以要他立刻医治，否则这条命就毫无挽救的希望。”孙嘉福夫妇两人此时也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我这时向他们告辞，孙嘉福在一无办法之下说：“陈医生慢走，希望你把我的儿子同车送到仁济医院去，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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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东，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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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囤货的风气大盛，大有大囤，小有小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囤货，货涨得最快的，一种是奶粉，一种是洋铁皮，这两种东西，日日高涨，囤的人都不肯脱手。有一越剧女伶，许多卖洋铁皮的店家，把洋铁皮卖给她，她就三张五张地收集起来，最多的时候，她家里囤满了洋铁皮，连床铺都拆掉了，自己睡在洋铁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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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和稚老谈话，他讲的是一口无锡土话带一些常州的尾音。我曾经问过他：“你在民国元年（1912）提倡统一中国言语，在民国二年（1913）二月担任全国读音统一会主席，而且选定以北京话为国语，注音字母也是你发明的，何以从未听见过你说过一句国语或北京话呢？”他说：“中国人的读音，不仅各省不同，连各县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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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感觉，开口都要带着吉利的字句，事事小心，步步留神，这虽近乎迷信，倒也含有一种人生哲学，教自己做事要小心谨慎，出言要博得人家的欢心，在一年开始就要修养这种功夫。所以在新年中即使小孩子不慎打碎了一个茶杯或碟子，都要面无愠色，口中还要说“长命百岁”或“岁岁平安”。所谓“岁”，与“碎”同音，口彩还是很好听的，这与古人玉杯坠地，面不改容，同样是一种心理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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