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东，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