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中，有钱的人皆由囤货发财，没有钱的人，凭两条腿靠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最苦恼的就是公教人员，既没有钱囤货，更不能凭两条腿去跑单帮，教书的人还是教书，过着清苦不堪的生活。 公教人员，起初为租界当局当差，后来为日本人做事，他们的薪级都有定额，币制发生动摇之后，虽也一次次加薪，但是所得永远追不上物价，其情形也和为人师表的教员差不多。 从前教育界中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安贫乐道，可是到了这时，穿的衣服都已破破烂烂，几乎不堪入目。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是在上海郊外的真如镇，当时火车班次少，乘客多，所以挤迫不堪，每天到学校去，既不能步行，又搭不起火车，只好把上海的居处顶出或退租，另在真如镇学校附近分租一间农舍居住，几乎个个都成了乡下人。 从前上海工部局办的几间学校，如育才公学、华童公学等，教员的待遇最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都度着艰苦的生活。 至于公务员，小部分的人，可以对外百般敲诈捞钱，但是大部分公务人员不会转业，惨苦的情况也是笔墨难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