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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一个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较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昨日的世界》
    啡馆聚会,而且,这样的圈子无论在哪儿都一成不变,在慕尼黑、罗马和柏林,都一样。我和魏尔哈伦去拜访的画家和诗人却是另一种艺术家,繁华闹市之中,他们却因埋首于工作而仿佛置身孤寂岛屿。我还见过雷诺阿的画室和他的弟子中的佼佼者。这些作品在当今都以数万美金出售的印象派画家们,他们的生活与一个小市民或者一个靠养老金度日的人的生活并无二致。他们住的房子不大,旁边有一间另外搭建的画室,不像慕尼黑的弗朗茨·冯·蓝贝赫①和其他一些著名画家一样讲究气派,仿照庞贝式的豪华别墅来炫耀。诗人的生活也同样简朴,我和他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们大多数都有一份事务不算多的公职,由于法兰西上上下下都对文学创作相当尊重,所以,多年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聪明的方法,为从创作中所得菲薄的作家和诗人们准备一些不太重要的闲差,比如说,让他们当海军部或者参议院的图书馆管理员。那种差事薪水不多,工作也少得很,因为参议员们难得才去借本书,因此,干这份差事的幸运儿就可以坐在那幢窗前就是卢森堡公园的寂静古老的参议院大楼里,在上班的时间安安静静、舒舒服服地写他的诗,根本不必为稿酬而分心,这种微薄的收人保障对于他们而言已经足够。 他们没有人像他们的后辈那样自以为是,那些后辈被电影和作品的高印量毁了,在初次显露艺术的天赋之后,便立即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而当初这些诗人之所以做这些朴实平凡的工作,只是为了让生计有一点保障,让自己可以毫无牵挂地去从事精神劳作。多亏有这层保障,使得他们能够不去理会腐朽的巴黎大报,却无偿地为自己的小刊物写文章,而为了维持这些刊物,需要不断做出个人牺牲。他们可以听任自己的作品只在文学性的小剧场上演,自己的名字最初也只有圈内人才知道,保罗·克洛岱尔④、夏尔·贝玑⑤、罗曼·罗兰、絮阿雷斯、瓦莱里,他们的名字在数十年当中,只有少数的文学精英才知晓。在匆忙焦躁的城市里,唯独他们不慌不忙,他们认为,宁静地生活,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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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起钱来毫无顾忌,无论在创作还是享乐方面,什么都想尝试,什么都想体验。当别人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和地位,并且集中起所有的精力,准备进行人生的最后冲刺的时候,我还照样把自己当作年轻人、当作初出茅庐的新手看待,觉得自己来日方长,迟迟不想将自己固定在任意某个角色当中。于是,既然我的工作只是“真正”创作前的演练,只是预告我创作生涯开始的一张名片,所以,我的那套寓所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地址而已。我特意在郊区选了一套小寓所,这样不至于因为费用昂贵而妨碍到我的自由。我也没有买特别好的家具,因为我不想像我的父母那样精心“保养”它们,我的父母将每把扶手椅都套上罩布,只在接待来客时才取下。我有意识地避免自己在维也纳定居下来,这样就免得在情感上和一个地方难以割舍。我多年以来都觉得自己这种临时观念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迫离开自己筑造的家园,亲眼见到自己周遭的一切都遭到毁灭时,这种神秘的置身物外的生活理念对我帮助很大。我早已形成的这种生活观使我在每次遭受损失和被迫离别时都能多几分泰然。 在我的这第一处寓所内,我还不想买太多贵重的物品。但是,那幅在伦敦买到的布莱克的画作已经挂在了墙上,还有幅歌德的手迹,字体洒脱奔放,抄录的是歌德最美的诗篇之 我从中学开始收藏名人手迹,这一幅在当时算是其中翘楚了。就像当年我们整个文学小组都热衷于作诗一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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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幕尼黑偶然提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日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上却能够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提供借口,把它说成是合乎道理的、符合人种学的需要。由于希特勒对“生存空间”的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他吞并他国找出了理论依据一最初这个理论只限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协调,后来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世界属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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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短暂的忧愁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散了。我们有时也想到战争,除了有时也想到死亡外,其他的事想得并不多一我们也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那些事看来还很遥远。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日太年轻,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带选的闲剧,为了哺笑“诗坛王子”,我们放意推举了一个~思复者的王子”,让一个憨直天真的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拾到先员祠前罗丹的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滑嗜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微风吹拂,送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之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而且在异国一在“敌对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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