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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1939这一代,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欺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残酷的。他们知道,战争打起来不会速战速决,而是拖延好多年,战争耽误的时间一生都无法弥补。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时不会带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里一待就是几个星期,饥渴难忍,全身长满虱子;他们心里很明白,还没看到敌人,就会被远处射来的炮弹击得粉碎或打成残废。以前他们在报纸上和电影上看到过这种残忍的杀人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行进中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碎。他们也知道,一九三九年这次世界大战,就其灭绝人性的机械化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要卑鄙、残忍、非人性胜过千倍。一九三九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人会相信,战争中会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战争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差别。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使得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它只是一种幻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才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因此,那些牺牲者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奔向死亡,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
    《昨日的世界》
    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必然采取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想到过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个人,都照常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与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只知道塞尔维亚给我们出口生猪,不是签订了许多协定吗?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维尔哈伦那里,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豪华棺材里的皇储与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 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的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
    《昨日的世界》
    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我选择耶利米作为这个形象的象征,他是一个徒劳的告诫者。无论如何,我不会写成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写和平比写战争好;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昨日的世界》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基那么伟大和那么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遮阴。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童年时曾从一个村妇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地种下了一些树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葬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茔简朴得令人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参天大树笼罩着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最后的安息地。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昨日的世界》
    第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渐渐模糊起来一我踏进刚刚布置好的小房间时,不觉吃了一惊。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两个房间一般大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王》;这幅画一直陪伴着我,国王梦幻般的眼睛始终望着我。我需要时间镇静一会儿,因为维也纳的那套小房间,我已经多年没有想到它啦。难道那是我的生活一相隔这么长的时间一退缩到过去的象征?难道我自己变成了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定那间斗室时,我的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来,或者说,还没有创作出重要作品;我写的书,我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在祖国生根。现在在惊人的相似的环境里一 我的著作已经从自己的语言环境中重新消失了。我写的一切,现在对德国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经中断。贮有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住房已经失去,我现在像三十年前一样,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做过的、学过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经五十岁了,但又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去图书馆一只是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他捍卫自己认知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人们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从未想过用最小的一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让步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我今天可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写成“情爱”、把“欲念”说成“追求的渴望”,还有,不要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那些最终结论,而是用婉转的象征手法写出来,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发现的理论的五分之四发表出来。可是,凡是涉及他的理论和学说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
    《昨日的世界》
    只目睹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的一代人或许会间: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疯癫痴迷?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顺其自然、默默地响应呼召?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不是一回事吗?这次战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吗? 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对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像对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样拥有天真的孩童般的轻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百姓毫无保留地信任自己的领袖,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会质疑,德高望重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迫不得已,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如果不是因为邪恶、凶险、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流血牺牲。 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反抗凶恶狡诈的敌人的一种自卫。而到了一九三九年,在整个欧洲,对自己的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任已消失殆尽。说真的,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的祖国危如累卵。他们服从,但不会欢欣鼓舞。他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有当英峰的古老梦想。各国人民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世界上愚蠢的政治或者是难以理解的邪恶命运的牺牲品。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平半个世纪的和平,对战争是怎样看待的?在他们看来,战争是传奇,因为离得遥远,战争看来既英勇无畏又罗曼蒂克。整个奥地利帝国都热血沸腾,陷人疯狂的兴奋中。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了解战争。他们不再自欺欺人。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这是生命中无法挽回的时光。他们知道,向敌人进攻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丝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待就是几个星期,虱子遍体,饥渴难耐。他们知道,还没有与敌人面对面地交锋,他们就会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身碎骨。报纸和电影早就让他们对新型的毁灭性的战争武器的残忍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将熟睡的妇女和儿童炸得血肉横飞。他们知道,...
    《昨日的世界》
    那些日子,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战争与希特勒的残酷。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突然暴发的兽行,他深深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又一点也不吃惊。人们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文化无法战胜本能,而现在他的见解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即野蛮毁灭的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根除的。逃亡到英国的难民日益增多,后到的难民比早到的难民更贫穷、更惊慌失措。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去伦敦一个旅行办公室所看到的景象:里面挤满了难民,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哪怕是冰天雪地的北极,骄阳似火的撒哈拉沙漠,只要离开这里,只要能继续逃难,因为他们的临时护照到期了,他们必须继续往前走,带着妻子、儿女到新的星空下,到陌生的语言世界,到他们不认识的人中去,到那些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人中去。我在那里遇到一个从前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收藏家,他如此苍老,头发都白了,疲惫不堪,以至于我第一眼都没认出他来。我问他想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他说,“今天还有谁考虑我们的意愿?哪里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有人告诉我,这里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戈的签证。”我的心头一颤,一个带着儿孙的精疲力竭的老头,心惊胆战地希望到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国家去,只是为了继续过乞讨的生活,漂泊异乡,苟且偷生!那里人挨人、人挤人,他们是过去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他们拖着自己可怜的家当,愿意远涉重洋,他们什么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受,只要能逃离!逃离欧洲!只是为了逃离!那是一群饥寒交迫的幽灵。可是我最痛苦的想法是:这五十个备受虐待的人仅仅是一支五百万、八百万、一千万犹太大军的前锋,在他们身后,逃亡的大军已经出发,正如洪水般涌来。
    《昨日的世界》
    战争又降临了,一场比以往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更残酷无情、更影响巨大的战争爆发了。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个突然变得死一般寂静的房间里,都不敢看对方一眼。外面的鸟儿欢快地婉转啼鸣,在和风里追逐嬉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里翩翩起舞,树叶也好像在彼此亲吻爱抚。那古老的大自然母亲一点也不知道她所造之物的愁苦。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去。与往日一样,巴斯小镇静静地躺在中午的阳光下。那里的人如同往常一样从容不迫地来来去去。他们一点也不着急,他们也不聚在一起谈论时局。他们的表现就像在安息日一样沉着冷静。但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琳琅满目、干净齐整的商店时,我的头脑中重新出现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抢劫一空的商店,好像在瞪着眼睛注视着我。我的脑海中,重又出现了衣衫褴楼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长龙;悲痛的母亲、痛苦的伤员、可怜的残废者,这些往日的噩梦如同幽灵似的回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我回忆起我们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不蔽体、憔悴不堪,他们是死里逃生啊——我跳动着的心依然能感觉到那次战争的全部过程,而今天开始的战争还没有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一切成就都化为泡影,我们曾经奉献终生的欧洲遭到了彻底的毁灭,这远远超过对我们的生活的毁灭。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我们要经过怎样如地狱般的磨难,才能到达那个新时代啊! 艳阳普照。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就像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这些天来,战争如无法摆脱的影子让我日夜忧虑,它的暗影大概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不管怎么说,影子毕竟是光明的产物。人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繁荣和衰落,才算真正地活过。
    《昨日的世界》
    P202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利用起恫吓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玩弄起这种手段。巨大的同盟国之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和平时期德国就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是的,我们都热爱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也热爱欧洲!我们坚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当然,我们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满自信,这不正是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相信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胞当作炮灰运到前线以前就会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妇女们拒绝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前线充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昨日的世界》
    P209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致敬;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我们却顾虑重重。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那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那第一次谈话中,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能没有准备和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的欧洲大战这个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是因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练了他的心智。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作品,介绍我们邻邦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全德国,作旅行讲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关系和睦的象征,维尔哈伦一一伟大的法语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一一伟大的德语抒情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恩哈德争取到维尔哈伦的一个新剧本,我们双方的合作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真诚、强烈和冲动。有时候激动起来,我们就陷人忘乎所以之中,认为自己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些文学家的宣言,而坚持走自己的险恶之路。世界局势经常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记者招待会——由磨擦引起的火花从未断过,任何一个小火花都能引起堆积的炸药大爆炸。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在奥地利的人,深感自己处于动乱的中心。一九一〇年,弗兰茨·约瑟...
    《昨日的世界》
    P216这是郊区小城的一家电影院,它不能与用闪光金属板和玻璃装饰起来的现代化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只是凑合修起来的一间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类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商贩,他们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们无拘无束地闲聊,同时向污浊的空气中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低劣香烟的蓝色烟雾,尽管室内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银幕上开始放映《世界要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照常闲扯和抽烟;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国的阅兵式,人们仍没有注意;随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银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维也纳西车站冷冰冰的站台,站台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准备迎接他的贵宾。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图尔人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沙龙式的豪华车厢打开了,威廉皇帝从中走出来,翘着高高的八字胡,穿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 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刚一出现,昏暗的大厅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他们完全是自发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无不发出嘲笑,好像画面上的人侮辱了他们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刚看到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一一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人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恨。银幕上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就把刚才的一切忘记了。当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刷,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把大腿拍得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那一秒...
    《昨日的世界》
    P224可是,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时间又完全一致,使人感到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了这次刺杀事件。一半报道暗示奥地利对本国皇储一一据说非常受人爱戴一一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必然采取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想到过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个人,都照常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与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只知道塞尔维亚给我们出口生猪,不是签订了许多协定吗?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维尔哈伦那里,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躺在豪华棺材里的皇储与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这个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千真万确。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别墅做客以前,我都先到奥斯坦德附近的小浴场勒科度过两星期,那里同样是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彩色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面的堤坝上跳舞。各国游客和平地集聚在一起,我听到不少人说德语,感到无比亲切,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地区的人们年年都喜欢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过暑假。这儿的沙滩上虽然人潮如织,但相当安静。唯有报童的大声喊叫才能击破这种宁静。他们喊着惊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到那些买了报纸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不过,不出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再说,多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纷争,它们在特别严重的最后时刻总能得到顺利解决。为什么这回不是这样呢?半个小时后,我看到报童们卖...
    《昨日的世界》
    P229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妇女们会向他们祝贺;留下来的人早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一“英雄”一和他们打招呼。那些新兵承认,一股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尽管在狂热的最初时期,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她们羞于把这种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来,但他们还是清楚地感觉到的。不过,也许在飘飘然的感觉中还有一种更深厚、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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