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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1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甚至搞不清十亿有多少。没有一座城镇,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由于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最爱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我的朋友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爱国者,并且从爱国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一句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如:“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地爱。”或者以粗暴的怀疑态度结束谈话。多年来我同他们从未吵过也没斗过的同伴们,这次反倒粗暴地责备我,说我再也不是奥地利人了,说我应该到法国或比利时去。不错,他们甚至谨慎地暗示,他们原本想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犯罪”和“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这个在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则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漂亮词汇。然角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清楚地认识到,纵使我独自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独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在维也纳我有许多老朋友,但他们都远离我而去。要结交新朋友,还不是时候。只有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还能交交心。他同我一样,有幸在一家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效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因为他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任何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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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3看了不少东西。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在他们的眼睛里,在这些尚且活着的人身上布满了恐惧,像一片乌云罩在他们身上。我还看到犹太人集聚区居民的困境,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和地下室的房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敌人”。在塔尔努夫,我第一次看到正在押解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四方形地面,四周围着栅栏,俄国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蒂罗尔人看守。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无依无靠,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这些看守,跟家乡的画报上经常刊登的那些漂亮的粉头净面的穿着新军服的士兵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士兵对待战俘根本没有半点好斗和严厉的情绪,也没有进行严格的防范,相反,他们与战俘坐在一起,像同伴一般;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不通,还闹出了不少笑话。他们互相敬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敌人”看,他们互相传看着,用手指着照片上的孩子问蒂罗尔士兵,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看到这个情景,我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这种认识伴随着我整个的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被抢劫一空的商店,商店里的家具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来的内脏一样,散落在大街上。介于战争之间,长势茂盛的庄稼又给了我这样一种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被破坏的景象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这么快从人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遗迹能很快从大地的表面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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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7现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动力: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但若要动笔,还缺乏能证实我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军事方面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在延长相互厮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的背后,他们雇用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里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充当“战争的吹鼓手”。谁要有疑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在战争中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时,他们自己也束手无策了。……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什么“胜利”,纵然仗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提醒过这件事,但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枪打响前,他们就狂乱地高呼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使我常常产生怀疑,是我在那些聪明人面前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唯我一人独醒呢?……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人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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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6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我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它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进的事都应避免。奥地利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这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得好…………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囿于“教学计划”之内。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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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轻时代亲身经历的,正是艺术中的新事物酝酿发展的阶段,这些新事物远比我们的父母及其周围的人的要求更为热烈,更难解决,更具诱惑力。但是,由于我们被那段生活所迷惑,致使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中的这种变革只是许多意义更为深远的变革的先兆。这种变革将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的太平世界;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大变革正在我们这个衰老的、昏昏欲睡的奥地利酝酿。几十年来,心甘情愿不声不响地把统治地位让给自由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突然不再安分守己。他们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于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政治像暴风骤雨般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兴起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被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赋予了交纳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从这个阶级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都十分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他们都受过教育,大部分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仪表庄严、体面,谈吐高雅,因此,国会开会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完全相信,宽容和理性必定促进世界的进步;他们一致认为,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能促进全体臣民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只代表这座大城市里的五万或十万富裕的人,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这期间,机械化生产开始普及,过去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去了,在一位杰出人物维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领导下,奥地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正义党。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争得真正的普遍的人人平等的选举权,是该党的宗旨。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施行,或者说刚一被迫施行,人们就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不见了,现在,处处是利益与利益的激烈冲突,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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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94德语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外,还要享有大学生的特殊“荣誉”。谁要是侮辱了一个大学生,该学生必定同他“决斗”。所谓的决斗,就是用手枪向对方射击,只要对方证明自己“有决斗的权利”,那么决斗就立刻进行。所谓“有决斗的权利”,根据这种自鸣得意的说法,显然不是指商人和银行家之类的人,而是只有受过大学教育取得学位的人或者军官这些高尚的人才能享有与这些嘴上无毛的大学生决斗的“殊荣”,这种“殊荣”,在数百万人中不见得有一个能够享有。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必须“证明”自己有着男子的阳刚气概,这种男子气概需要他尽可能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英雄行为的标志一一“剑刺伤疤”——以名天下知。光滑的双颊、没有伤疤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戴着红袖标的大学生团的学生,一直在寻找打斗的对象。他们之间相互挑战,还向另一些和气温顺的学生和军官挑起事端。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大学生团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荣耀的主要活动形式。每一匹“未经调教的小马”,亦即新来的学生,都被分到大学生团兄长的统领之下,奴隶般地服从他。而这位兄长则要教会新来的大学生适应高贵的生活习惯: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啤酒,滴酒不漏,直至呕吐方显英雄本色,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有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大唱校园歌曲,或者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喧闹着通过大街小巷,嘲弄路边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男子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精神”。每逢星期六,大学生团的学生们戴着各色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走出去“闲荡”。这些思想单纯、行为盲目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才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看不惯或不理解他们这种大学生文明和德意志男子气概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对一个刚从外省毕业,初到维也纳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这种充满青春活力而又快乐的大学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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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7在那个广泛吸收知识的时代,友谊很容易结成,而社会和政治的隔阂尚不十分严重,一个年轻人想要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好向那些愿意共同进取而非已负盛名的人学习。我再次感到,集体的热情合作必然结出硕果,这种感觉是站在比中学时代高得多的国际水平上的一种体会。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且十分之九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爱好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在柏林这个天地里的年轻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位是普鲁士贵族,那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则是威斯特法伦的农民贫家子弟。我突然置身于这么一个有衣服槛楼骨瘦如柴的真正穷人的社交圈子里,这是我在维也纳从来没接触过的社会阶层。我和酒鬼、同性恋者、吸毒者坐在同一张桌旁。我敢于———甚至觉得骄傲——同一个相当有名的被判过刑的冒充大人物的骗子握手(后来,他把他自己干的勾当写成回忆录出版,从而加入了我们作家的队伍)。我被引进小酒店和咖啡馆里,与那些我认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拥挤在一起。并且,一个人名声越坏,就越能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想认识他本人。这种对危险人物特殊的偏爱或者说好奇伴随了我一生。即便到了守规矩又知书达理的年龄,我的朋友还经常责备我不要同这些不讲道德、言而无信、损害他人名誉的人交往。也许因为我出身于正派的社会阶层,对这个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有点内疚,才使我觉得这些人最有诱人的魅力。这些穷人从不吝惜且近乎蔑视自己的生命、时间、金钱,甚至健康和名誉。他们是单纯为了生存而没有目标的有偏狂症的人。也许有人在我的长篇或短篇小说中会觉察到,我对这种豪迈本性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异域的魅力。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强烈的好奇心报以来自异国的礼物。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信奉东正教的穷车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我从他身上了解到迄今为止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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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1……今天,当我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文学有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时,当我回想起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青年时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喧嚣骚动和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产生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纯粹诗人吗?我们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那不是很快就无处可寻了吗?在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们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追求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苦思冥想,把一节一节的诗完美地联接起来,使每行诗都富于音乐性,充满光彩,富于形象。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所形成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喧器中,简直像一个受教规约束的宗教团体。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优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如果一个韵脚与另一个前脚搭配得恰到好处,作者的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种微动悄然无声,比一片风中的树叶积落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深远的心灵。在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年人看来,那些忠诚于自已事业的、处处为榜样的诗人们是多么装高;他们是一丝不苟的语言公仆和守护神:他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诗歌语言;他们不迎合当时的时代语言和报纸的语言,而是追求一种持久的更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我们简直羞于看他们一眼,因为他们生活得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温良;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默默无闻地住在乡下,有的从事一种小的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朝圣者周游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不为人知,因此,只有少数人衷心地热爱他们。这些诗人分属不同国家,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但是他们都生活在诗的王国里;在那里,诗人们完全抛弃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真正的艺术创作,从而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艺术。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间竟然有这么纯洁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之故,我不时怀着暗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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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9对于阅历、根基浅薄的人来说,与大人物相见,必定获益匪浅;但是对我来说,我还应获得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教益, 而这教益却意外地降临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在维尔哈伦家与一位造访维尔哈伦的艺术史家辩论起来,他抱怨说,伟大的雕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激烈地反驳他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罗丹吗?他作为雕塑家并不比过去伟大的艺术家逊色。我开始数说罗丹的作品。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不能自控;每当我反对一件事时,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没说话,暗自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丹,应该亲自去与他认识一下。我明天去罗丹的画室,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带你一起去。”问我方便不方便?我简直高兴得无法入眠。当我到了罗丹那里,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没有向他致意,只是站在他的作品中间,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他的作品。奇怪的是,我的狼狈像是得到了他的赞许,因为在告别时,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问我是否愿意看看他在默东的画室。他甚至请我同他一起用餐。就这样,我得到了第一点教益: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一刻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伟大的时刻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罗丹全神贯注埋头创作,就是雷鸣也不能把他惊醒。他的动作越来越用力,甚至有点发狂;接着他变得粗野,完全沉浸在陶醉状态之中;随后,他的动作越来越慢,之后,他的双手迟疑起来,好像知道没什么可干了。他向后退了一次,又退了一次,二次,三次,再也没有修改什么。接着他轻轻嘟囔了几句,细心地把遮布盖在雕像上面,就像把一条围巾搭在心爱的人身上一样。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全身放松下来。他的形象又重新回转过来,激昂的情绪逐渐消失了。随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脱掉工作服,换上刚才的衣服,转过身要走了。他在这段聚精会神工作的时间里全然把我忘了。他记不得他领一个年轻人到他的画室来,为的是让他看自己的作品。而这个年轻人紧张地站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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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90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在一个新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我真诚地认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研究和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一门科学,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一一我相信这个词是他发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循环交替的时代里,一般都会释放出一种与时代有关的、不稳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仔细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点,建立一个常设的学术性指导机构,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也许豪斯霍费尔的本来意图并不是政治性的——但现在我不能这样说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不少著作(他的书里还引用过我的话呢》,我从未产生过怀疑;我听到各方面的容观反映,都认为他的讲课很有启发和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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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整个晚上我心情祖丧、无法人眠。使我感到十分怕的是,仇根已深入到小城市,已深人到单纯天真的老百姓间。在以后的儿天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大多对此不以为然。只有罗曼·罗兰与别人的看法不同。他说:“老百姓愈天真,愈容易盲从。自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不断恶化。他的彼得堡之行不会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访问。”罗曼·罗兰又说,“我们身处一个狂躁亢奋、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低估这种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是,这样一些不安的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很快就随风而逝了。我们虽然有时想到战争,但除了偶尔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一这看起来太遥远了。那时的巴黎美丽异常,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和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巴黎是前所未有的无忧无虑,无忧无虑的人们更加热爱无优无虑的巴黎。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顶在月光下发出魔幻般的光辉一如此良宵好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吗?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一曾被维尔哈伦歌颂过的机器之一夺走了他的性命。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的庄园去看他,为的是和他一起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二年就不去呢?我也对朋友们和巴黎说再见,那是一种简单的、理智的告别,就像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 然而,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萨拉热窝的枪声,瞬间就把我们培育生长和栖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摧毁,就像击碎一只土制的空罐一样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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