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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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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一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一医学和社会一并没有被授予什幺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交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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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浪漫派运动出现前,由结核病生发出来的那些描绘爱情的隐喻——“病态”之爱的意向,“耗人”的热情的意向——就已经被使用。从浪漫派开始,该意向被倒转过来了,结核病被想象成爱情病的一种变体。与范尼 布劳恩彻底分手后,济慈在一八二零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伤心欲绝的信中写道:“即使万一我有望[从结核病]康复,这种激情也会致我于死地。”正如《魔山》中的一个人物解释的那样;“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爱的力量变相的显现;所有的疾病只不过是变相的爱。”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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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代入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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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隐喻一样,结核病的隐喻非常丰富,足以运用到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绘某个人(如一个孩子)的死,说他死得太“美好”了,全无性的色彩:这是对那种天使般一尘不染的心理学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描绘性方面情感的方式——为放荡开脱责任,把它归咎为一种客观的、生理的颓废或涣散状态。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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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盈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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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癌症患者隐瞒其所患之病的性质的政策,反映出这一信条,即最好不要让将死之人知道他们将死的消息,所谓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是发生在我们处于无意识状态或睡眠状态时,那就最好不过。然而,当代对死亡的拒斥,并不能解释人们撒谎的程度,亦不能解释人们为何希望他人对自己撒谎;它没有触及最深处的恐惧。患冠状动脉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于下一次的病情发作,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死于癌症。但没有人会考虑对心脏病人隐瞒病情;患心脏病没有什幺丢人的。人们之所以对癌症患者撒谎,不仅因为这种疾病是死刑判决,还因为它——就这个词原初的意义而言——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详、可恶、令人反感。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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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疾病,具有被当做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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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纪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信用卡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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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队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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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忧郁的古代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据四体液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忧郁人物—或结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创造力,形单影只。尽管结核病可能使济慈和雪莱饱受折磨,但雪莱安慰济慈说,“瘩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把结核病与创造性联系起来的这种陈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纪末的一位批评家把文学艺术在当时的衰落归因于结核病的逐渐消失。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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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导致疾病的理论被应用于结核病,到二十世纪仍然相当流行—直到最终找到了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才告寿终正寝。这种理论在当今的时髦应用—它把癌症与情绪消沉以及缺乏自信和对未来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可能像当初它被应用到结核病上一样站不住脚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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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做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做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的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做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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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确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白血病)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取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而作为一种袭击身体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它根本显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的显示身体不过就是身体罢了。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结核病和癌症不止被当做了通常具有(或曾经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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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初结核病人被认为是源自太多的热情,折磨着那些不计后果、耽于情感的人,现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折磨着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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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对待死亡的那种态度,断言疾病能使人变得有个性,变得更有趣。……也许浪漫派带给感受力的主要礼物不是残酷的美学以及疾病之美,甚至不是对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种关于“有趣”的虚无而感伤的观点。悲伤使人变得有趣,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这就是说,是无力。……关于忧郁的古代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有关结核病的神话构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掌——根据四体液说,结核病是艺术家的病。然而,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玩没了的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从十九世纪开始,结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在此之前,无论旅行生活,还是隔离于疗养院,都还没有被当做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病患者被看做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鄙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幺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的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应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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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阶级义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这是从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这便是《魔山》的故事情节。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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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打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中略)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地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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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极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中略)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按时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整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向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猛兽无名方面出力甚巨。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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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如此这般的命名行为,而是“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者身败名裂。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结核病是分解性的,发热性的和流失性的;它是一种体液病——身体变成痰、粘液、唾沫,直至最终变成血,同时也是一种气体病,是一种需要更新鲜空气的病。癌症却是蜕化性的,身体组织蜕变成硬物。爱丽丝·詹姆斯一八九二年死于癌症,在前一年所写的日记里,她谈到了“我的乳房里的这种邪恶的花岗岩般的物质”。但这种肿块是活的,是一个有自己意志的胎状物。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嗖嗖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西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的结核病人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率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了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结核病成了自我放逐和过一种旅行生活的新理由(在此之前,无论是旅行还是隔离于疗养院,都还没有被当作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优哉游哉的...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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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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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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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们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要求隔离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传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设立关卡以阻挡来自外国人的或真实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来就被当作要塞一样掌管着的社会,例如中国(只发现很少艾滋病病例)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对艾滋病的反应更为迅速,更为急迫。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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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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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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