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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人口登记制度,也是居住地管理制度。在唐后期两税法承认客户合法性之前,户籍著录的对象只是土著民。传世典籍对户籍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献公十年(前375年)“为户籍相伍”,官府按五家连保的方式对民户进行管理,必然要求按民户居住地相邻原则编制户籍。秦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比较落后,“户籍相伍”的措施很可能是效仿山东六国。《管子·度地》篇引用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条造籍法令:“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比地”也就是比地为伍。汉代初年的《二年律令·户律》简305载:“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券为信,居处相察,出人相司。”4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御史指出:“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5这不是说五大夫或关内侯以上就不与普通民户一起著录户籍,而是说这些贵族享受政治特权,不受什伍制度约束。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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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根据战国时期的造籍法令,并列举了里耶秦简、松柏汉简、尹湾汉简、走马楼吴简及《三国志》记载的孙吴与蜀汉户口统计方式,从制度层面指出这一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中不包括奴婢。但是制度规定与实践运行存在张力,加上古代中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这四五百年间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不排除个别时段或个别地区也会采取与常制不同的举措。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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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统计中只分男女和奴婢,显然,依附于主人的客在法律上仍然是被计入男、女的自由民。这就和秦汉时期的私属身分一样。尾形勇、堀敏一过于强调史籍中良、贱用语出现的时间,很容易让我们困惑于这些词语究竟是宽泛的社会等级观念还是明确的身分制度,同时也无法说清秦汉时期庶奴身分与后世良贱身分的本质差异。事实上,制度往往落后于观念的产生。如以本章讨论的奴婢为例,至少王莽以后的统治者就有奴婢是“人”的观念,但直到魏晋之际,奴婢才被以“人”的身分纳人户口统计。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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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依附劳动者,除法律规定的典型奴婢之外,还有被法律承认为自由民的隶、私属和客,这些都是因劳动形态和生活境遇与奴婢类似而被社会视作奴婢的卑贱身分和雇佣劳动者。随着后者队伍的不断扩大,先是西晋统治者通过赐客制度,在法律上确认了客的私属地位;到了北周后期,又将各种形态的自由民依附劳动者统一规范为法律上的部曲,并确立了部曲作为高级贱民的地位,从而完成了秦汉时期以奴婢为特征的依附劳动者向魏晋南北朝以部曲为特征的依附劳动者的转变。魏晋之际良贱身分制的形成正是这一转变中的关键环节,就依附劳动身分而言,魏晋南北朝与秦汉时期相比有着鲜明特征。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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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关注户版的著录方式。杜正胜认为,探讨户籍是以版还是简册制作的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资料的内容。3事实上,户籍的书写材质与记载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户版将一户所有家口集中著录在一枚木版上,整个家庭的人口数据因此不会出现散乱。所以在最为常见的核心或主干家庭中,每位家庭成员的称谓都是以户主为中心书写,家庭成员前面无须再标注户主的名字。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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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户籍的书写载体经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是战国中期以简册代替木牍,二是魏晋之际以纸张代替简册,这两次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为古代户籍编制、管控权的上移创造了条件。简纸转换是古代户籍管理权限上移的关键环节。我们不是说,简纸变革必然会带来户籍管理权限的上移,但户籍管理权限的上移必定以简纸变革为前提。秦汉时期,由于简册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户籍只能在乡制作,副本仅呈报至县。魏晋之际纸张代替简册后,户籍上移至县廷制作,造好的户籍需要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户部。正、副本关系也从原来乡掌握正本,变为中央机构对户籍拥有最终审核权。这一系列户籍制度变化的背后,反映的是统治集团因应技术进步,强化中央集权所做的不懈努力。除户籍之外,秦汉时期乡级机构编造并掌握的帐簿中,还包括田籍在内的一系列基础帐簿。这些基础帐簿作为乡吏征发赋役、管控户口的基本工具,也是乡级行政运作的基石。魏晋之际纸简更替后,以户籍为代表的基础帐簿编造权逐渐集中到县,帝国的基层统治重心亦随之由乡司上移县廷,中国古代基层统治方式就此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由此架构了此后1500多年的基本格局。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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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学界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著作。1979年,池田温先生出版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古代”系采用东京学派的社会分期,实际上指宋代以前的历史阶段。2000一2002年,葛剑雄先生领衔的学术团队出版了6卷本《中国人口史》,其中设有专门章节讨论各时期的户籍制度,但人口史重点关注人口的调查制度、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地区分布、人口与社会及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与户籍制度史的研究旨趣差别很大。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笔者越来越感觉到撰写一部贯通性质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的重要性,在王彦辉、杨际平、王晓欣、阿风等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申报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立项。本书如副标题“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所言,讨论的是战国迄唐代中叶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之所以选取这一时段,不仅与个人的学术背景有关,也反映了笔者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阶段的认识。池田温先生注意到,唐代两税法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以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颁布两税法为界,中国古代的户籍在著录对象、编连方式乃至编制类型和功能上,都发生了阶段性重大变化。唐代中叶以前,官府户籍著录的对象只是土著民,编连方式采用“比地为伍”,即根据居地比邻原则将民户按五家为伍的方式编连起来。两税法实行后,“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3,承认了客户的合法性,户籍著录的对象就变成了由本地土著和有赀客户组成的两税户。有赀客户不仅包括在本地的寄居者,也包括大量不住本地但在当地拥有土地的寄庄户。是故户籍的编连方式不像以前那样采用居地比邻原则,转而按照税产、物力多少也就是户等高低的方式依次排列。1户籍编制的类型和官府管理民众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两税法以前,户籍著录的土著民是官府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的对象,因而这一时期的户籍兼具统计人口和征调赋役两种功能。虽然这两种功能由不同的籍簿承担,但无...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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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这些年一直关注古代户籍及其相关赋役、身分制度,侧重从制度层面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阶段性特征。当然,制度史的研究不应也不能忽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为例,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不断有民众为了反抗和逃避王朝统治,脱离户籍成为流民;社会承平时期,这类人群数量有限,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侵扰,流民的规模就相当庞大。唐代均田制被破坏后,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失去土地的客户已然成为人数最多的群体,由此引发了这一时期土地、赋役制度乃至国家管理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就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流民是形塑古代社会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笔者今后关注的课题。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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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例缴纳的是“租税杂限米帐”中的“税米”,最后一例属于“杂米”中的“田亩钱布贾米”。除了这批帐簿记载的仓吏受米时间,我们更关注仓吏将收到的这些米计人了哪年的帐簿。上举木牍中,州中仓吏将嘉禾五年(236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收到的759斛2斗5升米总称为“五年租税杂限米”,在总额下又逐一条列其中有“五年税米”若干、“五年租米”若干,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米都被分门别类地记到了嘉禾五年的帐簿里。不仅上举木牍,《竹木牍》收录的其他7件嘉禾五年州中仓领受米帐的表述方式无不如此。同样,我们熟知的嘉禾四年(235年)尤其是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莉中,也基本上记录的是临湘侯国民众当年十月至十二月缴纳的田租米布。这种官府在十月之后,仍将征收上来的稻米租税计入当年帐簿的方式,显然与战国以降“计断九月”的旧制有很大不同。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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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但许多经济活动诸如官府远距离输送财物向刑徒发放冬衣等,要么无法确保在九月底前完成,要么其活动本身就需要跨越两个财政年度。睡虎地《金布律》对此做出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凄其输所之计,☐口□口口☐移计其后年”(简70一71),“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寞之,过时者勿稟。后计冬衣来年”(简90),就要等这些活动结束后再计入下一财政年度。“计断九月”以黄河流域粟作生产为依据,这一制度显然不符合江南的稻作生产。水稻成熟时间通常在九月左右,官府征敛入仓则更晚,孙吴《嘉禾吏民田家前》记载民众缴纳租米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十至十二月。对于广大南方地区来说,租谷的收入情况无法反映在当年的计簿中。睡虎地《仓律》对此也做了专门说明,“稻后禾孰(熟),计稻后年”(简35),稻谷的征收情况同样是记录到下一财政年度。秦汉时期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并非一回事,尤其是汉武帝曾改定历法,这就导致两者的关系前后有很大变化。秦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岁首十月,其时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一致;这一时期的“计后”或“后计来年”说的是计入下一财政年度,同时也是下一日历年度。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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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造籍时间从原来的八月改成了岁末年初,进一步印证当时财政年度发生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不适合稻作生产,孙吴政权作为江南“六朝”之首,如果仍遵循原来“计稻后年”的操作模式,不仅不利于树立江东自身的正统地位,更意味着统治者只有等到一年后才能掌握上一自然年度的租赋收入情况,也就失去了据此编制来年国用预算的意义。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落后,这一问题对统治者造成的困难不大、但孙吴立国江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水稻九月成熟,官府经过三个月,到了十二月就是以将租谷征敛完毕。这样,孙吴统治者摒弃秦汉“计断九月”的旧制、转面采用俯台本地农业生产的日历年度作为财政年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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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古代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都是在日历年度结束即岁终时进行。秦汉“计断九月”,郡国做好上计簿后能够在岁末(十二月底)赶到京师参加考课和元会;西晋以岁终为断,又是如何在岁末上计中央的呢?其实这并非西晋一朝,而是此后所有王朝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唐代的解决方案。唐人习惯将当时的朝集制比附为汉代的上计,但学者研究指出,唐代朝集使的任务实际上只是携考簿入京应对考课和参加元会,地方长吏考簿中虽然也会涉及户口、垦田内容,但主要功能不在“上计”,唐代承载了汉代上计簿经济功能的是计帐。2与具有基础台帐性质的户籍三年一造不同,作为户口帐的计帐是一年一造。按照《新唐书·食货志》“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的说法,计帐是在民户申报的手实基础上依次攒造而成。民户岁末年初申报手实,地方编制计帐的时间在此之后,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也见到了“贞观十六年三月”三名里正共同编造的乡帐残片。至于计帐入省时间,根据《旧唐书·职官志》: 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皆以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则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审之,连署封印,附计帐,使纳于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若有隐漏不同,皆附于考课焉。4开头一句话明确指出,唐代包括上计文书在内的公文书都是“岁终为断”。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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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早期,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统一王朝制定中央政策时端视北方情况而定,随着此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地位上升,制定中央政策的地域倾向性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历年制完全可以容纳北方粟谷的成熟时间2,在此情况下,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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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代的人是否有周岁计年的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5开始,直到清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户籍法》之前,官府的户籍和档案只记载民众的生年或年龄,而不记出生的月和日。6所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里不可能出现周岁计年。官方层面如此,民间习俗又怎样呢?生日计年的前提是民众普遍有了生日记忆尤其是重视生日的意识。有关古人过生日的问题,古今学者已有充分论述。7大致来说,南北朝后期民间已经有庆祝生日的现象,到唐玄宗之后生日过寿的风气流行开来。按道理说,随着生日祝寿的盛行,民间也应该出现生日增岁的观念。但事实上,唐宋之后的绝大多数民众只是将生日作为个人的节日,在这一天庆生祝贺,而并没有把生日作为增年的节点。所以除了特指刚满周岁的婴儿,我们在明清文献中偶尔见到的以周岁计年的事例,适用对象也都是小孩。与之相反,以虚岁计龄的现象则是常态,即如下面提到的顾炎武、陈遭等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生日计年的现象存在。民国教育部1930年下发的《就阳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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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论证仅能说明“岁尽”与造籍时间重合,未能确证两者就是同一件事,我们不妨再来看睡虎地《秦律十八种·仓律》的规定:“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以十月益食。”秦代按身高标准将刑徒分为“小”“大”两种课役身分,并据此发放不同数额的口粮,同出《仓律》就有“小城旦、隶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小妾、春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隶臣月禾二石,隶妾一石半”的规定。“八月傅为大隶臣妾”,是说小隶臣妾并非在岁初,而是要等到八月著籍后,在官府看来才算完成了向大隶臣妾身分的转换。以身高为标志的战国时代如此,到了以年龄为标志的秦汉时期也是这样。《续汉书·礼仪志》“案户条”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十者,授之以王技,铺之摩粥。人十九十,礼有加喝。”“案比”就是造簿高车程王杜摩米的制度,至少可以追湖到汉代初年。年给七十云云、8明确说的是将著籍作为增年之始。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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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八月造籍的说法,除上引《二年律令》外,也见诸汉代人的注疏及东汉时期的史料。看来,整个两汉时期官府都在八月造籍。4秦及汉初以十月为岁首的这段时期,造籍时间在八九月,故民众是“岁尽增年”。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后,造籍时间没有变化;但正月成了岁首,就不能再说“岁尽增年”了。5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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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汉八月造籍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编造日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引《三国志·魏书·朱建平传》提到夏侯威的事可以作为岁首增年的例证,但占卜本就是民间流行的方术,这种增年方式未必符合官方标准。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后,我们对孙吴时期的户籍制度有了进一步了解。第一章中,笔者根据嘉禾年间临湘侯国搜括人户的时间及邻县民众占上户牒的事例,指出孙吴造籍日期调整到了岁末年初。西晋统一后,郴州简记载桂阳郡七月上计京师,显然户籍此前就造好了,东晋土断的时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三件十六国时期的户籍实物中,《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在三月,《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在正月,《北凉承阳二年(426年)十一月籍》在十一月。北朝史籍有两处提到造籍日期:一是根据《魏书·高祖纪下》的说法,北魏孝文帝改制时编制户籍的时间在二月,这显然是指整个造籍程序启动的时间;二是《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年间,文帝接受高频的建议,“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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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户籍三年一造,编造时间从造籍年的正月初开始,至三月底结束。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唐六典》《唐会要》造籍“起正月”云云,这里的“正月”是指县司赴州正式造籍的时间,和前面说的汉代八月造籍是从民户自占年算起不一样。我们知道,唐代从民户报手实后,还要经过里正汇总上报,县令貌阅核实、定户等等一系列基础作业,才能进入正式造籍的环节。如果正月上旬正式造籍,民户报手实的工作至少要提前到上年年末完成。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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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秦汉还是唐代,其赋役征除、赐廪养老、定罪量刑等都是以年龄为依据,准确地说,是以官方年龄为据。4唐代的著籍时间与民间的增年节点一致,无所谓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但秦汉时期就不同了。秦汉时期户籍上的年龄来自民众自占,但民间是岁首增年,官方八月著籍增年,这就使官府掌握的民众年龄比民间的虚岁“慢半拍”。我们看一下新生儿的著籍情况。按照民间计岁的习惯,小孩出生时就为一岁,如果是八月以前出生的,他(她)在当年著籍时被注为一岁;若是八月以后出生,赶不上当年造籍,一转年他(她)就两岁,该年八月著籍时记为两岁。直到下一年再造新籍,官方才能掌握并使用新一轮年龄数据。如果不考虑新生儿的情况,官方与民间因增年时间节点不同而出现的年龄差异就是:在每年年初至八月造籍前,官方掌握的年龄比民间的虚岁小一岁;八月造籍后到年末这段时间,官方、民间年龄就统一了。明白了官方年龄与民间年龄的差异,我们就可以解释史籍中有关汉代人年龄记载的一些疑问。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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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情况就不同了。唐代造籍的标准时间是正月,但为了能赶上县令正月上旬赴州正式造籍,民户申报手实的工作需要在上一年年末进行。职是之故,唐代为造籍做准备的手实上申报的是来年数据,这就导致这一时期户籍上登录的最小年龄只能是两岁,不可能出现一岁。所以我们在唐代户籍中,可以见到许多登载两岁的例子5,却没有一例登载一岁者。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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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造籍日期经过岁末年初的不断调适,为什么最终确定在作为财政年度初始的正月,而非像以往那样放在财政年度之末的十一,十二男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值得考虑。一是表面上十一、十二月与作为算增年节点的元日十分接近,但由于官方与民间计酸方式的不同,两者实际上差了一岁,如果仍在岁末造籍,官方年龄就比民间年融整整“慢一拍”,前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赋役的大量流失。二是与魏晋之后财政体制的变化有关随着魏晋财政预算体制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计簿登载的赋税并套像秦汉那样是实征而是预征的,地方也并非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后才编制计簿。粗反,因为实行财政预算,地方必须在本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将计簿呈报到中免。同时,为了给户部尤其是度支司留下编制预算的充裕时间,呈报工作往往要是前缀月完成。郴州晋简记载桂阳郡上计洛阳的时间是在七月,唐代则要求备地计帐在五月底报到尚书省,与此相应,地方官府也就要在年初编查计帐。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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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孙吴时期的户籍简册相比,西晋户籍使用纸张,两者在造籍制度及因应而来的籍贯书写方式上会有一些不同。两晋史籍缺少郡县编制兵户户籍的相关记载,后世情况比较清楚。明代的人户分军、民、匠、灶等籍,其赋役黄册虽称民黄册,但实际上载有各种人户;地方在十年大造民黄册的同时,还要将民黄册所载包括军户在内的其他重要人户摘出,分类编造军黄册等专门职役户册籍,编好后再上呈中央机构。2 《太平御览》卷606引《晋令》载:“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3“诸”修饰“户口”,“诸户口”就是多种户口、多种人户。除与郡县民分治、独立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屯田民、营居兵户之外,魏晋时期郡县也管理多种人户。地方在编造辖内包括各类人户的基本户籍的同时,也分类编制特定人户的户口簿籍,此后逐渐发展成专门的职役户籍。从著录的“兵”“散”“大府吏”的身分及丁中统计内容看,《西凉建初籍》显然是一件兵户户籍。该籍在户主前标明了郡县乡里,说明这些兵户被纳入了地方户籍管理体制。如果用一句话表述,《西凉建初籍》应该是敦煌地方行政机构编造的居住在郡县的兵户户籍。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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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隋代已经形成固定的县令貌阅制度,这点是无疑的。实际上,貌阅制度可以追溯到更早。战国时期创立户籍制度之初,就是由民众自行申报年龄、疾病等事项;但官府并非完全依据民户的呈报,而是要经过案比后再著录到户籍上。4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径自将汉代的案比解释成唐代的貌阅。5今人钱剑夫也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6实际上,案比与貌阅还是有些差异。“案比”亦即“案户比民”7,泛指造籍之前官吏(包括乡吏乃至县的长官)对民户申报情况的整个调查、审核工作;而貌阅特指县令对特定民众亲貌形状8。不过,无论是案比还是貌阅,两者核实的重点内容都是一致的。
《从户版到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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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公开倒向纳粹一边,从粉饰太平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希特勒和戈培尔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施特劳斯对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那几年里,就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格拉茨看他的歌剧《莎乐美》,希特勒很尊重他。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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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在伦敦的社会生活中,诚实、礼貌具有较高水平,而我们的国家由于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我们与伦敦有天壤之别。伦敦的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的爱好上,并不关心邻居的事。我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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