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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学界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著作。1979年,池田温先生出版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古代”系采用东京学派的社会分期,实际上指宋代以前的历史阶段。2000一2002年,葛剑雄先生领衔的学术团队出版了6卷本《中国人口史》,其中设有专门章节讨论各时期的户籍制度,但人口史重点关注人口的调查制度、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地区分布、人口与社会及历史的关系等问题,与户籍制度史的研究旨趣差别很大。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笔者越来越感觉到撰写一部贯通性质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的重要性,在王彦辉、杨际平、王晓欣、阿风等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申报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并获得立项。本书如副标题“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所言,讨论的是战国迄唐代中叶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之所以选取这一时段,不仅与个人的学术背景有关,也反映了笔者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阶段的认识。池田温先生注意到,唐代两税法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以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颁布两税法为界,中国古代的户籍在著录对象、编连方式乃至编制类型和功能上,都发生了阶段性重大变化。唐代中叶以前,官府户籍著录的对象只是土著民,编连方式采用“比地为伍”,即根据居地比邻原则将民户按五家为伍的方式编连起来。两税法实行后,“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3,承认了客户的合法性,户籍著录的对象就变成了由本地土著和有赀客户组成的两税户。有赀客户不仅包括在本地的寄居者,也包括大量不住本地但在当地拥有土地的寄庄户。是故户籍的编连方式不像以前那样采用居地比邻原则,转而按照税产、物力多少也就是户等高低的方式依次排列。1户籍编制的类型和官府管理民众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两税法以前,户籍著录的土著民是官府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的对象,因而这一时期的户籍兼具统计人口和征调赋役两种功能。虽然这两种功能由不同的籍簿承担,但无...
    《从户版到纸籍》
    战国秦汉时期“计断九月”,但许多经济活动诸如官府远距离输送财物向刑徒发放冬衣等,要么无法确保在九月底前完成,要么其活动本身就需要跨越两个财政年度。睡虎地《金布律》对此做出规定,“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凄其输所之计,☐口□口口☐移计其后年”(简70一71),“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寞之,过时者勿稟。后计冬衣来年”(简90),就要等这些活动结束后再计入下一财政年度。“计断九月”以黄河流域粟作生产为依据,这一制度显然不符合江南的稻作生产。水稻成熟时间通常在九月左右,官府征敛入仓则更晚,孙吴《嘉禾吏民田家前》记载民众缴纳租米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十至十二月。对于广大南方地区来说,租谷的收入情况无法反映在当年的计簿中。睡虎地《仓律》对此也做了专门说明,“稻后禾孰(熟),计稻后年”(简35),稻谷的征收情况同样是记录到下一财政年度。秦汉时期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并非一回事,尤其是汉武帝曾改定历法,这就导致两者的关系前后有很大变化。秦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岁首十月,其时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一致;这一时期的“计后”或“后计来年”说的是计入下一财政年度,同时也是下一日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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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古代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都是在日历年度结束即岁终时进行。秦汉“计断九月”,郡国做好上计簿后能够在岁末(十二月底)赶到京师参加考课和元会;西晋以岁终为断,又是如何在岁末上计中央的呢?其实这并非西晋一朝,而是此后所有王朝共同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一下唐代的解决方案。唐人习惯将当时的朝集制比附为汉代的上计,但学者研究指出,唐代朝集使的任务实际上只是携考簿入京应对考课和参加元会,地方长吏考簿中虽然也会涉及户口、垦田内容,但主要功能不在“上计”,唐代承载了汉代上计簿经济功能的是计帐。2与具有基础台帐性质的户籍三年一造不同,作为户口帐的计帐是一年一造。按照《新唐书·食货志》“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的说法,计帐是在民户申报的手实基础上依次攒造而成。民户岁末年初申报手实,地方编制计帐的时间在此之后,我们在吐鲁番文书中也见到了“贞观十六年三月”三名里正共同编造的乡帐残片。至于计帐入省时间,根据《旧唐书·职官志》: 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省符宣告之节,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皆以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则本司推校,以授勾官。勾官审之,连署封印,附计帐,使纳于都省。常以六月一日,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若有隐漏不同,皆附于考课焉。4开头一句话明确指出,唐代包括上计文书在内的公文书都是“岁终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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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代的人是否有周岁计年的习惯,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初令男子书年”5开始,直到清溥仪宣统三年(1911年)颁布《户籍法》之前,官府的户籍和档案只记载民众的生年或年龄,而不记出生的月和日。6所以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里不可能出现周岁计年。官方层面如此,民间习俗又怎样呢?生日计年的前提是民众普遍有了生日记忆尤其是重视生日的意识。有关古人过生日的问题,古今学者已有充分论述。7大致来说,南北朝后期民间已经有庆祝生日的现象,到唐玄宗之后生日过寿的风气流行开来。按道理说,随着生日祝寿的盛行,民间也应该出现生日增岁的观念。但事实上,唐宋之后的绝大多数民众只是将生日作为个人的节日,在这一天庆生祝贺,而并没有把生日作为增年的节点。所以除了特指刚满周岁的婴儿,我们在明清文献中偶尔见到的以周岁计年的事例,适用对象也都是小孩。与之相反,以虚岁计龄的现象则是常态,即如下面提到的顾炎武、陈遭等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生日计年的现象存在。民国教育部1930年下发的《就阳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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