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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业行中有力量和威望的人物往往也手握权力,所以我袭用权威这个词时难免心存犹豫。更有甚者,由于实践传统在当今逐渐式微,各行各业的“大佬们”越来越失去其威望,其“权威”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权力。我们现在广泛诟病学术领域中的行政化,这种情势造成的种种弊端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就在于它用权力取代了权威,固然,在权力的指挥棒下,“学术成果”仍在一批批生产出来,学术人却渐失对学术的热情和敬畏。权威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没有证据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给予保证,反过来,一旦权威人物或权威机构丧失了权威,它将从负面扩大其影响,即使它说的是真的,也会被自动认为是假的。然而,这不是我们混淆威望和权力的理由,毋宁说,正因此,我们尤其应当注重威望和权力之间微妙而根本的区别。“服从权威”不同于“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权力完全意在取效,如果不服从权力也能获得同样的收益,没有人愿意服从权力。而我们服从权威,缘于我们对一个业行的热情,缘于我们想要在这个业行中做得优秀的荣誉感。我越是希望成为优秀的实践者,我就越发体会到权威的力量。粗说,一个人的权力来自他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而威望则来自他的成就一这包括其成果的外向效用,但更在于其成果的内向效用,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一个传统自身的发展。威望在威望者身上,权力则在权力者所占的位置上。威望者凝聚传统,保障传统的自主性,而权力则瓦解传统。
    《何为良好生活》
    功效主义理论是后果论的,什么行为是善好的,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在这一点上,它与道义论相反。道义论注重行为所依的原则和行动者的动机——只要我用心良善,只要我按道德律令做事,我就是道德的,我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甚至全无所谓。单说功效,还不能成为一种主义,因为先得有个目的,才能确定什么手段有功效什么手段没功效。你要从魏国到楚国去,北向而行,你马快、费用足、御者能干,结果反倒离开目的地更远。功效主义并非不谈目的单谈手段,只是它所设想的人生目的是个老生常谈:人皆避祸求福,或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利益”可以各种各样,功效主义通常把它界定为happiness,汉语译成快乐 或幸福 。快乐 和幸福 不是同义词,后面“良好生活”章会讨论这两个概念及其区别,眼下且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词。人皆自私论仿佛还持有现代科学的认证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这种观念背书,生物学是比经济学更硬的科学,为自私论提供了更硬的支持。本节开头说到功效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这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而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功效主义所基于的人性论是当代多种理论的核心原理,而且,当代最为广布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也缘起于功效主义。不过,功效主义理论并不停留在这个起点上,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
    《何为良好生活》
    何为良好生活 我干吗要理解你呢?我干吗要让你理解我呢?这些宽泛的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回答,但首先,因为我把你当作humabeing。理解有层层含义,我们会说,某人正在尝试理解红血球运送氧气的机制。但理解的首要含义,或至少,我们这里讨论的含义,是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人际理解远不止是一种智力活动,而首先是一种伦理态度,视对方为理性存在者的态度。 我们来到一片新大陆,把土著当作敌人,防范他们、攻击他们,就像防范、攻击野兽一样。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攻击,我「们也需要了解他们怎么看待事物一这种了解并非出于对他们 的心灵有兴趣,我们只是要了解他们将对各种事情做出何种反应,就像我们经常需要了解自然力,了解野兽的反应。惟当我们把土著视作人,才会去努力理解他们一一不是为了对付他们去了解他们,而是对他们怎样看待世界这件事本身感到兴趣。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理解我们。 所谓他者, the other,就是在互相理解层面上遭遇的存在者。一块石头不是他者。他者是我希望去理解也希望得到其理解的造物。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我的看法, matters。惟当你的理解 matters,我才向你说理,才“运用理性”。理性首先是一种态度,诞生于互相理解的努力之际。
    《何为良好生活》
    过去,劳动者大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用处。自耕农播种、修型、挖沟、砌墙,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了解这个活计要达成什么目的,他差不多总是全程把手头的活计一直做到最终结果,因此也能从最终结果来了解自己做得好不好。现在不再如此,人所周知,现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尽量把各种任务分割成独立的环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越细,每个环节上的劳动者就越不了解这个活计本身的意义。流水线上的工人眼望不到眼下所做的事情的“客观目的”。甚至脑力劳动者也是这样。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可能只知道操作一个实验程序,不大了解最终实验结果是怎样得出的,更不了解这个结果有什么意义。哲学从业者费尽心思去表明他读到的一个论证有个缺陷,不再那么关心那个论证以及自己的工作的思想性。还好他仍然笼笼统统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有益的,而这种信念也笼笼统统地支持他的劳动。然而,具体的了解转变成了笼统的信念,而这个笼统的信念更需要与社会良序的信念相互扶植——若这个社会是个合理的社会,那么,虽然我不能直接看到我的劳作带来了什么有益的结果,但既然这个社会设置了我的工作岗位,相比我的劳作对社会有益。只不过,过去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劳动成果,那种因此可以直接感知的意义,转变成笼笼统统信念,而这种信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会合理性的信念。现代人所谓意义流失的感觉,多多少少跟这种变化有关——前近代的人们,可能缺衣少食,但不大缺意义,相反,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却常感到意义在流失。
    《何为良好生活》
    你一开始怀抱的那个理想本来只是个抽象的理想,只要去做事,你就不能停留在这种抽象性上。或者反过来说,你最初设想的现实也颇为抽象。目的或理想面对的并非一个泛泛的现实,你面对的是具体的制度、人际、规则、惯习。或好或坏,你最后做成的事情不可能像你一开始设想的那样子,你自己也不可能保持少年时候的那个样子——待到你学会了把事情做成的时候,你的理想,连同你自己,无可逃避地被改变了。没有这些改变,你将一事无成。但这种改变是理想获得了具体的形态呢,抑或是理想逐渐湮灭?你最终做成的是什么呢?你自己最后变成了什么呢?绝不像比较一个完整的苹果和一个咬过一口的苹果那么清清楚楚。你很少戏剧性地面对你该坚持理想还是让理想破灭这样的大选择,你的改变发生在难以觉察的毫厘之间。随着理想的形变,赢取外在利益的途径也在发生形变,你赢得更多的薪酬、权利、名望,是随着你理想的实现而来呢还是随着你理想的湮灭而来?这个疑问,在艺术家和学术人那里更加明显,在艺术、学术这些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士几乎时时要面对这个疑问。在最初 “选择人生道路” 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
    《何为良好生活》
    我们说面包师傅起早烤面包是为了自利,这只是一种简化的说法。他和妻子一道起早,一个生火,一个和面,这边尚未忙停当,妻子去叫起孩子吃早饭上学堂,顾客登门,有路人,也有熟人,一边付款一边打招呼。有个老顾客今天得空,要了面包牛奶坐到柜台边的小桌上,聊聊天气、邻居、政治。烤面包卖面包不仅是面包师傅挣钱得利的手段,也是他的生活,这种生活中除了挣钱,还有很多别的内容。这些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在卖黑心馒头,他是在做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情。我们各个一心为自己谋利,不仅无法造就一个幸福社会,甚至很难为我们自己带来幸福。在一个更重要的意义上,上述活动并非只在于取效。的确,挖土方的壮工通常对挖出这条沟这些坑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并不关心,然而,他也并非完全不在意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在沙俄劳动营里,他们这些牢犯被命令挖坑挖沟,挖好以后,被命令把它们填平。他评注说,这对牢犯们是最残酷的折磨,意志稍脆弱的牢犯因此而崩溃。我糊火柴盒,我平常的确只关心糊出了多少个,挣来多少微不足道的工钱,但若每一次工头付完钱都当着我的面把这些火柴盒踩个稀烂,我会怎么感觉?弄不好我会发疯。我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做好。莱维描述他在法西斯集中营中的苦难经历时说道:“‘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13]这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然而,不管背后还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考虑,敬职敬业本身是可敬的。
    《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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