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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反抗战争!我已经有了素材, 只是还缺少最后这一能让我的直觉得到确认的形象性画面。我认出了自己要与之搏斗的对手:那种虚伪的英雄主义,它宁可先把别人送人痛苦和死亡当中:那种毫无良心的预言家所持有的廉价乐观主义,这些人来自政界和军界,他们侈谈辉煌的胜利,延长战场上的厮杀:还有他们身后被租借来的唱诗班,所有这些“战争的鼓吹手”——韦尔弗尔曾经用这样的词汇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斥责这些人。谁表示出疑虑,便妨碍了他们的爱国生意:谁发出警告,就被嘲笑为悲观主义者;谁要消灭战争,他们就把谁标记为叛徒,而他们自己在战争中却会毫发无伤。 贯穿所有的时代,同样的无稽之谈总是一再出现:谨慎者被看作胆怯,有人性者被当成软弱。但是,在他们轻率地招来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 同样的愚蠢总是再度出现,卡珊德拉在特洛伊、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受到嘲笑。在面对与他们处境相似的目前时刻,我对于这两个形象身上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和伟大之处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为深刻。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所谓的“胜利”,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纵使能够在付出无尽的牺牲之后得到胜利,那也不足以成为牺牲的借口。我发出这样的提醒,在朋友当中总是处于孤立状态。人们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发出了乱糟糟的庆祝胜利的喊叫,在第一场战役之前已经开始分赃,这让我感到怀疑,到底是众人睿智我独痴,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将自身的、一个“无望主义者”——这个词是人们新发明出来,用来将“通向失败的意志”归咎在致力于谅解的人身上——的悲剧性处境以戏剧的形式描述出来,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昨日的世界》
    总能促使我去写作的因素是,我要让人看到:有一种权力形式会在一个人身上导致内心坚硬和灵魂麻木,全体民众都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决定了每一个胜利;与之构成对立的,是那种失败所带来的翻搅性的让灵魂遭受痛苦和可怕蹂躏的权力。在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当别人都还在过早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实胜券在握之时,我已经将自己扔到灾难的最深渊,并寻找走出来的途径。 我选择了《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在无意识当中碰触到血统或者在传统上悄悄地形成的犹太人命运共同体,迄今为止在我这里一直没有派上用场。这个民族,我的民族,不正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所有民族战胜,但是由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那种通过意志来转化失败的力量,才使他们一直存留下来,超出那些曾经战胜过他们的民族吗?我们的先知,永远被追逐、被驱赶的人,他们不是已经预先知道,今天我们又像秕糠一样被撒在大街上,不正是他们没有认可对暴力的屈服,甚至将遭受暴力的命运赞美为通向上帝之路吗?磨难并非总能让所有人或者单个人从中获益,但是在写作这个剧本期间我感觉有幸在磨难中获得裨益,这是第一本我自己认可的书。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当初没有在战争期间带着同情和预感遭受痛苦,我还会是战前的那位作家,“舒缓的”——如人们在乐评中使用的词汇——但是永远也不会直达内心的最深处被抓住,有所理解、有所触动。现在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同时是在为自己也为这个时代发声。在我试图去帮助别人时,同时帮助了自己:这是我在《鹿特丹的伊拉斯漠》之外最关涉自身的、最为自己而作的作品,后者完成于希特勒统治之下的1934年,源于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写作的那一刻起,这个时代的悲剧给我带来的痛苦不再那么严重了。我丝毫没有想到这部作品能带来引人注目的成功。由于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如先知问题、和平主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由于结束场景采取了合唱的形式——要提升为被战胜者献给命运的赞歌,这部作品的篇幅要远远超过一般剧本的篇...
    《昨日的世界》
    我觉得有必要再明确指出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氛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各国首脑、皇帝、国王还都是在仁爱的传统中长大的,他们在无意识当中还因为战争感到羞愧。他们一个接一个反驳别人对他们“军事主义”的指责,说这是卑鄙的诽谤。相反,他们要争相去表示、去证明、去解释、去展现自己是“文明国家”。在1914年,他们在世界面前要装作将“文化”置于“暴力”之上的样子,他们会鄙视和排斥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他们最迫切期待的莫过于被认可本国在精神方面有世界性的贡献。在所有中立国,到处都是各种艺术演出,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派出由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指挥家带领的交响乐团去瑞士、荷兰、瑞典演出,维也纳也派出了它的爱乐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被派出去,并非要让他们去表彰军事行动,或者去赞美兼并的趋势,而仅仅是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意志人不是“野蛮人”,他们不光能生产燃烧弹或者优质的毒气,也产出为欧洲所认可的完美价值。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在1914一1918年,“世界的良心”还是一种被各国争夺的力量:在战争中,一个国家在艺术创造上、道德上的因素还代表着一种被看作有深远影响的力量;国家还在努力争取人们的好感。而不是像1939年的德国那样,只用恐怖将人们打翻在地。
    《昨日的世界》
    单从逻辑的角度看,在德国和奥地利缴械以后,我能做的最愚不可及的事情便是回到奥地利,回到那个从前的皇权帝国,现在只是欧洲地图上一块尚未确定的、毫无生气的灰影子。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让他们自己的地盘分出去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一个残躯,所有的动脉都在流淌 着鲜血。那些迫不得已自称为“德意志一奥地利人”的六七百万人口中的两百万人饥寒交迫地拥挤在首都维也纳。那些曾经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的工厂,现在都在外国;铁路线现在也变成了可怜的短短的路基;国家银行里的黄金被拿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巨额战争贷款。边境线还没有划定,因为和平会议几乎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召开,谁承担哪些责任还没有确定下来。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没有煤油。一场革命看来将会不可避免,不然的话,就得有个化解灾难的办法。从各种现实的角度看,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是无法独自生存下去的,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所有的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声,都根本不想独立。据我所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的咄咄怪事:一个国家被强迫独立,而这个国家自身却拒绝这种独立。奥地利希望要么跟过去的邻国再度统一起来,要么与同宗的德国统一,无论如何不要以这种残缺的方式过最屈辱的乞丐式生活。那些邻国却不愿意继续与奥地利保持经济上的同盟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奥地利太穷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卷土重来。另外一方面,归并到德国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为的是不要增强战败国德国的力量。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明确条文: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不想存在的国家被命令道:“你必须存在下去!”
    《昨日的世界》
    最不可思议的是,我今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些年里我们是怎样来应付家庭开销的。当时在奥地利,单单为了维持生活,每天都需要几千或者上万克朗,后来在德国需要上百万马克。然而,最神秘的是:人们能得到这么多钱。人们变得对此习惯,适应了那种混乱。一个鸡蛋所需要的钱数,和从前的一辆豪华汽车一样多;后来在德国,一个鸡蛋需要四十亿马克,在通胀以前这个数额可以买下整个大柏林区的全部房产,从逻辑上,一位没有身临其境的外国人肯定会这么以为:在那时的奥地利妇女们肯定是蓬头垢面在大街上跌跌撞撞,商店里肯定一片荒凉,因为没有什么人还买得起什么,尤其是剧院和娱乐场所肯定都是空荡荡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情况正好相反。人们对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要大于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之中,日常生活似乎在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在个人层面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他们买的国债贬值了;投机家们变富了。但是,生活的车轮在继续转下去,毫不在意单个人的命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顾自地行进着。面包师在烤他们的面包,鞋匠在缝制他们的靴子,作家在写他们的书,农民在耕种他们的士地,火车正常运行,每天早晨报纸都会像往常一样放在门口。恰好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吧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正是因为那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即从前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却在每一天都失去其价值,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真正价值: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大自然,整个民族在灾难当中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投入、更精彩。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上山远足,回到家时晒得皮肤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响彻到深夜;到处都有新工厂和商行在成立。我自己也没想到能比以往任何年月都更投入地生活和工作。以前我们所看重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变得更重要了。在奥地利,我们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些混乱之年里如此热爱艺术,因为我们在金钱的背叛中感觉到,只有我们身上那些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持久的。
    《昨日的世界》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那么伟大和那么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遭明。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那哥尼古拉童年时管以一个村好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的地方将是一块言祥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地种下了一些树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預育,于是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葬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革简朴得令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参天大树笼罩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最后的安息地。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无论是巴黎菜军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之下拿破仑的墓室,君王陵寝里歌德的灵柩,还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的基碑,它们的景象都不及这座在树林中的、非常安谧的无名坟 这样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风儿微微低语,而坟墓本身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话语。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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