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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更多的薪酬、权力、名望,是随着你理想的实现而来呢还是随着你理想的湮没而来?这个疑问,在艺术家和学术人那里更加明显,在艺术、学术这些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士几乎时时要面对这个疑问。这个疑问,笼统表达,就是:我该怎样生活?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仅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更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一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一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已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其实,与其说行医实践“实现”了你的理想,毋宁说,你在行医的漫长岁月中找到理想。你一开始学医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照样可能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成为“理想主义者”。
    《何为良好生活》
    量化是科学的要件,例如,经济学要把自己做成一门科学,就必须在量化方向上做出努力。这种努力一开始就要界定利益,把一切利益都界定为或折算为经济利益。 经济学家计算经济利益,不是靠坐在摇椅上遐想,他借用一样现成的东西来:市场。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由经济学家定价,而是由市场定价。经济学家通过市场提供的数据来确定一样东西的价格。查一查交通事故致死、医疗事故致死的案例中保险公司要赔多少钱,甚至可以确定“生命的价格”。人命当然不是保险公司收支簿上的数字,只不过,这些数字之外的东西,亲人死去你心中持久而沉默的伤痛等等,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最早翻译亚当·斯密的严复就曾指出:“其所言之计(经济)也,固将非计不言,亦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经济学非经济不言并没什么错,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把社会生活简化为经济利益的交易,这不是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它的工作假设。我们可以从交易角度来讨论婚姻、友谊,而且能由此得到不少有意思的结论。我甚至要说,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可以从交易来看待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那你是无可救药的天真。只是我们要记取,采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最有意义的东西,灵光闪现的东西,都落到了眼帘之外。朋友间的互助不是利益加上面纱,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也不是剥去面纱露出利益,利益本来是在那里的,赤裸裸地追求利益是把利益同其他活动剥离开来,使利益,也使其他活动,变得抽象了。经济利益只能支撑经济学,支撑不住伦理学,因为是生存定义利益而不是利益定义生存。 经济学若没有这自知之明,认真断言婚姻和友谊的本质就是交易,认真把人命当成了保险公司收支簿上的数字,那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它倚仗其强势掩盖了其工作假设的假设性质。即使在单单研究经济现象时,经济学帝国主义也可能造成危害,突出的一例是,若把社会生活整体简化为经济利益的交易,就掩盖了权力的作用。
    《何为良好生活》
    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宗教信仰,这些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视作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现象? 让我们设想社会生物学成功地发现了某种机制、可以解释自利如何导致所有这些,亦即,表明侧隐之心、仁爱、友爱都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但这样一来,我们又需要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那么多邪恶和“过度的自私”。把互惠倒转过来可以解释报复,现在,困难则在于解释过度报复,那种同归于尽类型的报复——报复者自己再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被基因调教好的人应当自私得恰到好处,他怎么会过度自私?弗洛伊德以及一些功效主义者把过度自私视作急功近利,即不能为长远利益克服近期利益,然而,人怎么会发展出不顾长远自私的动机、感情等等呢?再说,我们要跟着凯恩斯问:长远有多远? 道金斯与其他社会生物学家从基因自私、人类个体自私出发,难免认为需要费力解释的是人类的利他行为,其实,“自私的基因”需要费心解释的,何止无私、友爱、慈善?别忘了,人类还有那么多“不必要”的贪婪、邪恶、残暴。一群非洲狮撕扯斑马的场面也许有点儿血腥,但也只是“有点儿”而已——镜头中,别的斑马在几步外悠然吃草,它们知道狮子只是要饱餐一顿,并无残暴滥杀的本性。人就不同了,系着红臂章的年轻人在车站广场把一批一批的“坏人”暴打至死,远远近近的路人各个胆战心惊,哪怕他们知道自己对满足这些年轻人的自利毫不相干。间斑寇蛛织网捕虫也许体现了一段机心,但没有哪只蜘蛛曾织下天罗地网,把成千上万敢说句真话的读书人尽收网中,让一整个民族从此断绝了独立思考和真率。生物学该怎么解释人对他人的羞辱?哪种动物会羞辱同类?人的仁慈大度很难用自私来解释,人的贪婪、残暴、阴险又何尝能用自私解释清楚? 社会生物学连同博弈论把眼光集中在自私与合作或利他上,有其道理,这道理同时也是其局限。我们在伦理生活中所关心的,当然远不止于自私与合作。人性中有很多比自私自利严重得多的缺陷,...
    《何为良好生活》
    麦金太尔把从业者的收益分成“外在收益”和“内在收益”,我们可以联系于外向效用/内向效用来理解他的这一区分。画家可以靠他的画获得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等,这些是外在收益,此外,画家还可能获得另一类型的收益:同行的赞誉,因为对创造、维护、发展绘画这一传统带来的满足感。更深一层的“内在收益”,是他的创造性使他的劳作充满深刻的乐趣,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充实了他的生命意义。以行医为志业,救死扶伤,这份功德本身就是医生的回报,就使他的生命充实着意义。此古人所谓“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种乐趣,这种意义,我们局外人最多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感觉,他本人之外,只有同行中的知音和后学才能较为切实地领会。 从业者的外在收益更多与他的工作所产生的外向效用相连,其工作的内向效用却也通过曲曲折折的联系提高他的外在收益,画出好画的画家通常比糟糕的画家卖得更贵,得到更大的社会名声。我们本来是在一个特定的业行中锻炼和施展自己的潜能,也通过一个特定的业行获取社会的回报。从业者的外在收益与特定业行的繁荣休戚与共,要在一个人才济济的业行中臻于优秀,这要求从业者更其极致地锻炼和展现他的才德,同时,业行的繁荣将给他带来更丰厚的回报。从业者确乎会(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维护、发展自己所在的业行,业内人乃至业外人也把这些视作不言而喻的责任,轻蔑那些未能产生内向效用而一味追求外在收益的从业者。 不过,内向效用并不总按比例带来外在收益,就像德性并不总按比例带来“好处”。在不健康的社会环境里,内向效用甚至根本得不到外在收益,久而久之,绝大多数从业者会放弃为提升自己的业行而努力,一味追求外向效用,当今中国的“学术界”为此提供了极佳的脚注。
    《何为良好生活》
    今天的主流观念是反权威的,推崇个性、质疑、独立判断。近年来,更有不少论者把权威和权力完全等同起来。我使用“权威”这个词,取的是词典里的第一解: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但“权威”由“权”字打头,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业行中有力量和威望的人物往往也手握权力,所以我袭用权威这个词时难免心存犹豫。更有甚者,由于实践传统在当今逐渐式微,各行各业的“大佬们”越来越失去其威望,其“校威”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权力。我们现在广泛诟病学术领域中的行政化,这种情势造成的种种弊端之中,最严重的一种就在于它用权力取代了权威,固然,在权力的指挥棒下,“学术成果”仍在一批批生产出来,学术人却渐失对学术的热情和敬畏。权威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没有证据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给予保证,反过来,一旦权威人物或权威机构丧失了权威,它将从负面扩大其影响,即使它说的是真的,也会被自动认为是假的。 然而,这不是我们混淆威望和权力的理由,毋宁说,正因此,我们尤其应当注重威望和权力之间微妙而根本的区别。“服从权威”不同于“臣服于权力”。臣服于权力完全意在取效,如果不服从权力也能获得同样的收益,没有人愿意服从权力。我们服从权威,缘于我们对一个业行的热情,缘于我们想要在这个业行中做得优秀的荣誉感。我越是希望成为优秀的实践者,我就越发体会到权威的力量。粗说,一个人的权力来自他在制度中所处的位置,而威望则来自他的成就——这包括其成果的外向效用,但更在于其成果的内向效用,即它们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一个传统自身的发展。威望在威望者身上,权力则在权力者所占的位置上。威望者凝聚传统,保障传统的自主性,而权力则瓦解传统。
    《何为良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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