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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和佟家的主奴关系，以及汤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后的表现，为传教士获得了宫廷政治中最珍贵也是最难得到的东西一信任。
    《康熙的红票》
    而康熙的两个舅舅让少年康熙感受到了难得的亲情。后来康熙晚年，为立皇子之事烦心，也只有佟国维敢跟康熙直接叫板，支持皇八子。康熙听烦了，让他闭嘴，佟国维则回答道：除非把我杀了，我才闭嘴。这些剑拔弩张的吵架细节，其实正好说明了两方关系的亲密。吵架归吵架，康熙晚年仍把京城守卫最重要的职位交给了隆科多，就是佟国维的儿子。根据耶稣会士记载，康熙私下和朝堂上，都直接喊佟国维和佟国纲二人舅舅。二人也把“舅舅”视为一种荣香。在佟国维给他一个大人写的墓碑上，就把“舅舅”写在他所有官衔的前面，成为他名字抬头落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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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对学问有兴趣，身边的人也不排斥文化，这些对传教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如果康熙跟鳌拜一样，只对满人传统骑射狩猎感兴趣，传教士的西学怎么可能在宫中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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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衣”是满语的音译。据清史前辈孟森解释：“包”是满语“家”的意思，而“衣”相当于汉语中的虚字，类似于“之”字。包衣奴才就是指跟主子关系最近的、家周围的奴才。满人入关以后，包衣奴才专指满人权贵家里面的奴才，是整个奴才群体中地位最高的一群。后来许多清朝名人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就是康熙的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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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八旗，每一旗有一位旗主，旗下又分为满、蒙、汉三旗，也就有三位都统。由于旗主必须是努尔哈赤的后代，所以都统这个职位是非努尔哈赤后代在八旗中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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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传统中，士兵行军打仗都是自备武器和粮草，擒获的战俘归士兵私有，成为士兵的奴隶。对于士兵来说，获得战利品和获取奴隶都是同等重要的经济回报。在满人世界中，奴隶和牛、马、衣服这些一样，都是私有财产。奴隶最大的来源就是战场上的俘虏，所以俘获仆人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交人；后来他把仆人交给豪格，和献给豪格一匹布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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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神父于1644至1647三年间在张献忠成都的朝廷中做官。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张献忠大军进人成都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听命于张献忠。他们从西医角度，认为张献忠患有精神疾病，也亲眼见证了张献忠残酷掠杀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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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前面提到的带了7000本欧洲书籍在明朝万历年间再次进人中国的金尼阁神父。回到中国后，他渐渐开始后悔在教皇面前赞同利玛窦把天主教的神(deus,英文译为god)翻译成中文“上帝”这个词随着他对中文研究的深人，他认为这个基督教里最关键的词翻译得不对，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最后他在1628年一天的清晨四点和神父们一起做完祷告回到房间后，上吊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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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但有这样的结果，不等于必然是这样的结果。长期以来，写史的人都希望妙笔生花，把一个个故事讲得逻辑井然，头头是道，同时还希望自己能发前人之未发，概括出事件背后的大势。在历史中总结规律的想法源自于 18-19 世纪的西方史家和哲学家，他们受到西方科学革命的影响，希望像研究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寻找历史规律主导了现当代历史研究，同时也支配了现当代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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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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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大炮这个引子，才能了解传教士和八旗中汉军旗之间的关系。在满人中，使用西洋大炮的汉军就是八旗中最容易接纳西洋传教士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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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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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任何历史人物，其实有两套基本评价体系。一是时人的评价，二是后来人的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容易将这两套体系混淆，会以己度人，以今度古。跟杨光先同时代的人，对杨的评价并不多，倒是他去世一百多年后，陆续有人注意到杨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论述。由于切合了后世的一些局势，关注杨光先的人慢慢多了起来。本书主要关注同时代的人对杨光先的评论，以寻求还原接近当时实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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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层面是兼容并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来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并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有阻碍。明末清初的士人受王阳明学派影响最大，在求“真”上很执着。具体到对僧侣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该人是否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平时宣讲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经不起世俗诱惑的故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故事记录实修的僧道，赞扬他们用功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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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雍正从他20岁出头就与佛教结缘。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距离他的藩邸（现在的雍和宫）不到三百米就是当时著名的柏林寺。这对雍正亲近佛法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曾做过柏林寺方丈的独超禅师圆寂后，其弟子来找雍正为其写塔铭。其中就写到二人是康熙四十一年开始一起谈经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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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记载，满人骑兵仅仅是听到如雷般的炮声，还没有开始真正攻城，就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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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年1月，队伍在抵达距离北京约60公里的小城涿州时，正好遇到了满人南侵围城。他们一行便在城上架起了大炮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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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耶稣会神父陆若汉带领30位葡萄牙炮手和40尊大炮从澳门出发去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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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中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康雍之间的皇位更替不仅改变了教士和康熙众多皇子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那些跟这些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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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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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延才又欧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特。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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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按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观点，我们把信仰需求看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可以说基督教作为一款信仰产品进入不了西藏市场，因为那里的本土信仰产品已经足够强大。但当时的内地不一样，基督教作为信仰产品是能够进入到内地的，内地的百姓和主流文人都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外来的新产品在看待。尽管来华的传教士在对待中国传统习俗的态度上有分歧，但那是他们内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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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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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一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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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一个素材库，无论什么理论，在其中总能找到所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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