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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对社交已经比较抵触，我总是对别人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反应迟钝，事后我反应过来了，又感觉羞惭懊悔、无地自容。这样的遭遇反复发生，我开始下意识地和人保持距离，哪怕是面对我产生了好感的人。另外我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我不喜欢得罪人的感觉，我的讨好型人格加重了我的社交恐惧。吊诡的是，我是有雨太想讨好人，而变得不愿意接近人，因为想讨好人的那种冲动最终总是带来失望和挫折。我发现当一个人表现得无私时，别人回报他的往往不是友善，而是加倍的贪婪。...我的胸怀并没有宽广到吃亏也毫无怨言。我心理也会积累不满和怨气，然后变得厌烦和憎恨。假如不想继续吃亏，我要不就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互相纠缠——你自私我也自私、你贪心我也贪心——这样就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了；要不就选择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要容易得多。
    《我在北京送快递》
    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做不了销售。我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只能被动地提供服务——顾客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要什么我就递什么，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和游说。我好像缺少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我很容易放弃，害怕向人提出请求，害怕被拒绝。当我察觉对方的态度稍有抵触，我就无法再继续去说服人了。...我不喜欢和人发生摩擦，更不要说冲突了。我在同事里倒是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我，因为我不争不抢，温文有礼。我还可以同时和多个互相敌视的小团体保持友好关系。可能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奇怪而无害的人，一个无欲无求的旁观者，或是一个不知道跑来做什么的傻瓜。
    《我在北京送快递》
    和其他聘者相比，我说话可能过于文雅。虽然L经理也是个人，但我后来察觉，他其实更喜欢性格“粗”点儿的快遇员，因为“粗人”身上没有多余的自尊心。后来在工作中我亲身体会到，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
    《我在北京送快递》
    实际上，通过写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在有限的选择和局促的现实中，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决定意义。
    《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当时对这些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在我心上有共鸣。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等征服全球的结果：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地同质化了。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则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
    《我在北京送快递》
    你终于领悟到这个世界的结构：这些人都是以你为圆心的圆，他们的半径就是和你的关系。自然了，同样的半径上可能重叠着很多个圆，这不是一组平面的图形，而是你螺旋上升的人生的一个切片。难怪人们羡慕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因为他们的目光不穿过表象，他们的思想不抵达实质。他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他们把同样的痛苦和快乐经历了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初次经历。
    《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曾有过很多雇主，也辞过很多工作，在上海的这段经历，一定程度上只是把我其他的工作经历重复了一遍而已。我不懂得改进自己，总是一次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因为我身上的一些特质，我的绝大多数雇主都特别喜欢我，然后一步步地令我不堪重负，直到最后离开。
    《我在北京送快递》
    所以我想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我这段快递工作经历，它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生气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被冤枉，以及平白增添的麻烦。或许还有对所有我不认同但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规则和条件的不满。但我不能把气撒到她身上，否则我对她也是不公平、不友好、非人性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
    事实上我当然没去找他，不久后我的气就消了。我的“报复备忘录”里总共只记过两个名字，后来都删掉了，一个都没报复。
    《我在北京送快递》
    日子开始过得轻松和惬意后，我试着和客户们相处得更好——尽管开始得有点儿晚，因为我即将要和他们告别，对一些客户我是怀有感情的，虽然还算不上是朋友，因为我们对彼此所知不多。但也不仅仅是业务关系，我觉得我参与和见证了他们的部分生活：他们居住的环境、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宠物、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和待人接物方式以及在唯品会上的消费内容，等等。我尝试带着玩耍的心情，当然是善意地，用谦卑得过分的口吻和他们说话。当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问他们几点回来，假如我等不了，我就说：“设有关系，我下班后给您顺路带过来吧。”实际上我并不顺路，我下班回家不经过所有我工作的小区。我专程多跑一趟，仅因为我心情好、时间充裕，还有些好奇：假如我不计成本地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受宠若惊吗？
    《我在北京送快递》
    因为那是在广东，一年里有九个月是夏天，白天太阳把顶上的铁棚晒得发烫，晚上也凉快不了多少。一般上班后个把小时，我就已经汗流浃背，直到第二天早上。后来我买了一个三升的水壶，每晚喝掉满满一壶，试过整晚上没有小便，水都从汗腺排掉了。
    《我在北京送快递》
    第一段笔记的内容关于摇滚，原标题是“摇滚之为艺术”。不过今天的我会把标题改为“不要温顺地走进那良夜”：(A)摇滚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形式成就更大程度和更直接地依附于艺术家本人的独特个性、精神气质。(B)摇滚乐的魅力在于艺术家本人和他的音乐之间的极致和谐：艺术家的灵魂（内容）和音乐（形式）的一致。(C)摇滚艺术家终生都在探寻和自己的灵魂最吻合的声音。(D)因此摇滚艺术家最不能包容匠气，最反感精巧、优美、娴熟但缺乏灵魂的音乐。(E)摇滚反对虚伪、麻木、中庸、秩序和教条，但摇滚本身常表现出任性、粗暴、偏激、迷乱和绝望；摇滚的力量在于破坏而非建设。(F)摇滚常常以“不健康”的方式疯狂地叛逆“健康”的现实世界。(G)最好的摇滚乐未必由最动听的曲子、最优美的唱腔、最娴熟的表演构成；摇滚乐甚至常走到另一个极端：鄙弃技巧、熟练和工整，偏爱简单、率性和粗糙。(H)“偏见”往往更富创造性和表现力。艺术不排斥“偏见”，因为艺术不以观点和主张为目的，它只关心“偏见”是否独特和精辟。摇滚对待“偏见”也一样。(I)况且世上从来没有全见，只有偏见。(J)写歌是创作，表演也是创作；表演是以行为展示为形式的艺术。(K)因为摇
    《我在北京送快递》
    ◆ 假如我每天下班比别人晚、挣钱比别人少，我就会烦躁和不满，然后变得不太在乎这份工作了。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而我这时已经是满腹牢骚，不像刚来时那么兢兢业业了。我在S公司遭遇了太多倒霉事：办入职耽误了大半个月时间，最初没三轮令我干活儿既累又挣不到钱，加入小组晚又导致分到难送的地盘，小时工没给买医保害我看病多花了很多钱……这些不如意的经历已经损害了我的好心肠，使我没法再认同小马的看法。◆ 哪怕他不想多挣钱，站点也不允许一个低效的员工占据了有限的资源和名额。◆ S公司作为行业的领头羊，其实享受了人力资源的红利，它在劳资关系里也极其强势。无论它平时怎么宣传企业理想、社会责任，但它的基层管理者却要面对现实，利用公司的强势地位更好地达成绩效考核。这就导致我在L经理和Z主管等人面前，很难得到平等的权利和尊重。而品骏快递因为实力较弱，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美团、饿了么、S公司、京东等巨头时，没有什么优势条件足以打动我们。所以相比而言，资方的态度更谦卑，换言之我们劳方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工作氛围也相对自由，收入还不比S公司低。
    《我在北京送快递》
    在这样的社会规则下，个人自我实现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工作。所以我们不仅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很关心别人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
    《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搖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我在北京送快递》
    那天我站在一个单元门前，正在门禁键盘上逐个地输入房号数字。不难想象，铁门背后的某个屋子里会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同时安装在门边的可视对讲屏会亮起来，我的头部或半身像出现在屏幕里——视我站位的远近而定——正尴尬地盯着摄像头看，难掩焦急地等待着屋主的发落。这常常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我和屋主来说，彼此都是陌生人。屋主可能正专心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对此安静的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这可能是一个刚上完夜班、正沉浸在睡梦中的人，铃声粗暴地打断了他的生活，于是他皱着眉头，恼怒地走到屏幕前，想看看到底是谁在兴风作浪。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的经验里，多数屋主在门禁对讲机里的语气都是恶狠狠的了。
    《我在北京送快递》
    有天我和同事在站点里闲聊，一个同事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快递员，有天在路上把一辆奥迪给砸了。因为奥迪的司机在他后面拼命摁喇叭，把他给惹毛了，于是他摸出一根铁棍，把人家车前盖和挡风玻璃完全砸烂了。我也有过近似的冲动，而且不止一次，或许不如他的强烈，但已足够伤害人。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那个快递员据说后来蹲牢房去了，因为他赔不起，可能也不想赔。也许，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在北京送快递》
    或许因为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促销正式开始后，我感觉并没有原来预料的那么累。最初的三四天，我们的货量翻了近三倍，接下来的几天保持在平常的两倍左右。当然，当货量翻倍的时候，我并不需要花费翻倍的时间，毕竟我的工作区域没有随之扩大，只不过快件的密度增加了。举例来说，我在京通罗斯福广场里送出10个快件和送出3个快件，所花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早上我们把到货卸下来后，原本就逼仄的站点就像只盛满水的盒子，快件几乎漫到我的腰部，并且向门外淌出。我早上六点半吃了早餐开始干活儿，到晚上九点多才吃第二顿，但并没有感觉到饿。可能在本应感到饿的时候，由于过度地集中精神在工作上，我没有留意到身体的状况，而当时间点过去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我的身体会自觉地调整内分泌水平，就像逆来顺受的劳工在发现雇主并不打算满足自己的需求后，默默地放弃了自己的权益。
    《我在北京送快递》
    平常我们在小区里送货，一般离开三轮时都不会拔下钥匙，因为每天上百次地插拔钥匙很浪费时间，也没有实际意义，小区里没人会偷快递车。有天我搬一箱快件上楼，才刚走到二楼，无意中朝楼道的窗口外瞟了一眼，正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妇女，把她三岁多的娃娃抱到我的驾驶座上玩耍。娃娃的双手扶在了车把上，模仿在开车的样子。可我知道他只要轻轻一拧，车就真的会往前冲出去——我吓得赶紧撂下快件往楼下跑。当时我组里的一个同事，因为上楼时忘拉手刹，三轮车被大风刮跑了，蹭到了旁边的一辆小轿车，最后赔了1600块。我不敢想象一个小娃娃启动了我的三轮会造成什么破坏和伤害——他可能会撞到停在前面的轿车，那是我赔不起的，也可能会剐到行人，或更糟糕，他自己从车座上摔下来，被车轮碾过……想到这里我几乎要眼前一黑了。我很生气地骂了那个妇女，她只讪讪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我说她：“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这其实是我在葛优主演的一部电影里听来的台词。
    《我在北京送快递》
    农民是最可怜的。”最近她经常这样说，“以前城市人没饭吃，把那些年轻人撵来农村，要叫农民喂。后来城市人发展起来，又要叫农民去盖房子。现在城市人房子盖得差不多了，又把农民赶回来了。”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不管怎么样，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还能说出来哪怕一个喜欢的词汇，世界就不应当放任她孤独。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认为父亲最大的怯懦就是过早地向我和姐姐表达了他的恐惧和伤痛。他告诉我们他吃了多少苦，阿妈吃了多少苦，他们的人生是多么地艰难。年幼的我们本能地感受到这些痛苦，在他们的教育下也自然地肩负了拯救父母和分担苦难的责任。但我们那么小，不管是在情感还是具体的生活里，都是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的，于是愧疚和不安久久地停留在内心之中，不知如何消解。我明白父亲的人生就是一部苦难史，但年少时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他的苦难来自时代和命运，我和姐姐就算搭上一生去努力，也不可能完成对他的拯救。这件事其实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我不知道子女对于父母的体谅究竟应该止步于何处。愧疚像一层老化的皮，毫不舒适地粘在完好的皮肤上。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辞职以后，我在家里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养身体，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一个长长的假期。有一则地狱笑话说，如果你自杀成功，人们会说“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真是可怜”，但你说你想休息一年，人们就会觉得你疯了。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才明白了一件事：人并非吃饱穿暖就会快乐，长期的价值观分裂是真的很痛苦的，不亚于生理重疾。每一天每一天，只要你踏进那栋建筑，坐上工位，你就不再具有个人的思维。明明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必须做的（譬如工作要求）却是另一回事，长期下去就会很撕裂、很痛苦。这是我做传统媒体那么多年最直接的感受。我知道自己身处的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可我的眼睛无法把看见当作没看见，把感觉当做没感觉， 把规则当成正确，把恐惧当成梦境。我改变不了世界， 只能救救自己。如果想解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彻底同化成工作人格，从里到外都认可工作价值观，安安稳稳，永远幸福；二是脱离工作环境，去做愿意做的事情。当然了，不管选择一或者二都挺对的，都是在对自己负责。或者对很多人来讲，这几乎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自然而然：自然地融入，自然地生存。你知道机器在运转，你知道有一天机器的齿轮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卷碎，但你会一直一直做机器上的一环，来避免破碎之前就先被抛弃。这份工作给我的最后一击，来自一位同事的表彰会议。他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突发眼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硬撑着痛楚，冒着双目失明的风险，坚持完成了工作。在会议上，我的冷汗止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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