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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逻辑的观点出发,我在德奥联军崩溃以后返回奥地利是最愚蠢的。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专制皇朝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是一块捉摸不定、单调、毫无生气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剩下的只是残缺不全、好像全部血管都渗着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过去能使国家富强的工厂设在现在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残缺不全的路基;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借款。国家的边界尚未划定,因为和平才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尚未最后确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看来一场革命是不可避免了,不然就要用灾难性的解决办法。按照所有世俗的预见,这个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异口同声地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自己也不愿意独立存在下去。据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而它竭力拒绝这么做。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分割出去的邻国重新合并,要么和同一民族的德国统一,而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被肢解的状态下过屈辱的乞丐式的生活。而那些邻国却不愿意与奥地利保持经济联盟,一则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因为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朝复辟;至于同德国合并,则是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意看到德国由此变得更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并存。对一个不愿意存在下去的国家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下去!”——这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事。
    《昨日的世界》
    不过,尽管如此,要我向别人解释被洗劫一空、贫穷的、多灾多难的奥地利当时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当时,奥地利右边的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制共和国,它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至今我也想不通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没有发生革命。当时在奥地利并不缺少枪炮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饥饿的、衣服褴褛的复员士兵,他们愤怒地望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发横财的暴发户过着可耻的奢侈生活。在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组织正在准备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对立的组织。当时只要有二百个坚决的人,就能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是一群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被五十个武装警察轻松地平息下去了。所以,奇迹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工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依靠着雪崩般地下跌和失去价值的货币维持的国家终于保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也许因为它太虚弱的缘故,因为老百姓太饥饿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不可能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还有自身的原因:天生的善良本性——奥地利人民极神秘的、典型的心理力量。因为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尽管有很大的分歧,却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整个欧洲四分五裂的灾难局面。社会秩序逐渐得到整顿和治理。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个被肢解的国家依然存在着,甚至以后希特勒向这个在贫困中无比坚强的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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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的宣传部门还没有声名狼藉,尽管人民大众十分失望,但是他们对报刊文章却是十分相信的。因此,最初几天那种纯净、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慢慢转化为最恶劣的、最愚蠢的放纵行为。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形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同英国和法国“作斗争”更有效更方便。商店的法语或英语招牌全部取消,甚至纯洁少女修道院(Englischen Fraulein)的名称也要修改。人民太激动太狂热了,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是“天使”之意,并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正经的生意人在信封上写上或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写信给报纸)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同样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一样从敌国运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战场上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还在后方互相辱骂,互相攻击对方已经死去的伟人——而他们在坟墓里已默默躺了好几百年了。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甚至搞不清十亿有多少。没有一座城镇,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由于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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