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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都有一种英明的临时感觉。我每做一件事都要告诫自己,这件事不是真正作数的。比如我写文章时,总是把它们当作正式写作前的试写。我和女人交朋友时,也不乏这种临时的感觉。这样一来,我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完全负责任的,什么都是凭兴趣爱好,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无论是练习写作还是玩乐,都无所谓。当别人已到结婚、生子、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因而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的年龄时,我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一个在自己面前尚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是迟迟不为自己作最后的决定。正如我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真正创作”的预习,只不过是预告我文学生涯的一张名片,我那套住所也不过是一个地址罢了。我有意在郊区选择了一个小单元,不至于因为高昂的房费而妨碍我的自由。我也不买好家具,因为我不想把房间“维护”得像父母的房间那样——那里的每把扶手椅都有“外套”,只有在接待客人时才拿掉。我有意不在维也纳久住,从而也避免了离开时有依依惜别之情。多年来,我曾觉得培养那种临时的观念是一个错误。但到后来,我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家园,我添置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我反而觉得,我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感情倒对我有所帮助;这种临时的观念倒是缓和了我不得不离开家乡时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心情不至于过分沉重。
    《昨日的世界》
    我在印度遇到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不是公开的、明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船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当时他正作为武官出使日本。他挺直细长的身材,瘦削的面庞,尖尖的鹰钩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非凡的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修养。不言而喻,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有过来往,他们都是一些友好的、热情的,甚至是一些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不得已穿上军装,试图通过服役寻找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我记得,他的父亲发表了不少诗歌,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使命是去实地研究日俄战争。因此,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创作。我从他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每一处,记日记,写报告,翻词典。我很少见到他手里不拿书。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又是个很不错的表达者。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不少东方之谜。回国以后,我仍与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并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互访。因为身染严重肺病,他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或在阿洛沙住了一年,由于他离开了军队,反而使他有时间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又在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以后,我常常以极大的同情想起他,他一定很痛苦,在战胜国的日本有他的不少朋友,这更使他羞愧难当。我也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参加德国的强国重建工作,说不定,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昨日的世界》
    不久,事实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在一个新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我真诚地认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研究和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一门科学,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发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循环交替的时代里,一般都会释放出一种与时代有关的、不稳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仔细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点,建立一个常设的学术性指导机构,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也许豪斯霍费尔的本来意图并不是政治性的——但现在我不能这样说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不少著作(他的书里还引用过我的话呢),我从未产生过怀疑;我听到各方面的客观反映,都认为他的讲课很有启发和教益;没有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有人就好像发现了怪事似的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使得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以自己最狭隘、最野蛮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疯狂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联系呢?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在他与希特勒之间建立了联系。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要占为己有,而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
    《昨日的世界》
    事实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识大倒退的,可能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同年轻人讲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个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护照这回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今天要填一百多张表格,那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也没有签证,更谈不上刁难;那些国境线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地越过那些边界。而今天,由于彼此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变得失常,而且,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就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至少害怕异族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侧、右侧和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露出耳朵,还要留下指纹,过去只要求拇指指纹,现在则要十个指头的指纹;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防疫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出示邀请函和亲属的地址;也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看来都是些小事。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手续。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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