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斯韦东①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①斯韦东(Sueton,原名Gains Suetonius Tranquillus,公元七○?———四○)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育《凯撒生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天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 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萧伯纳和乔治奥威尔）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我又问自己,是谁提供那些新军服?是谁付的钱?是谁把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他们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么,那些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邻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进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权的势力,它在这里和那里活动,它是一股喜欢暴力、需要暴力的势力,我们所信仰并为之毕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势力看来,都是过时的弱点。那群人诡秘地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里,他们阴险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阴谋服务。他们信奉暴力,企图用新的、诡谲的伎俩把古老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通过亲眼目睹、自己感觉到的印象往往会比千百篇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跟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对。我突然预感到... 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
句子抄安卓版
句子抄手机版
句子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