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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那种痛苦的、压迫神经的忧虑，促使我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外出旅行，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我外出旅行也许是出于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在航道上还能安全行驶，我就应该在更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多积累一些常识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许还有那种渴望：我想亲眼看看，当我们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建设的；我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的未来，我自己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
    《昨日的世界》
    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
    《昨日的世界》
    我屏着呼吸细心地听着。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也常常默想，但谁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与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彻底脱钩。”如果这样说，就会被认为是对盟友的“背叛”。而现在，这些话却由一个——据我所知——在奥地利得到皇帝的信任，并由于参加海牙会议而获得国际声誉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的人说这些话，态度又是那么平静和坚定，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单方面的行动早已不是准备阶段，而是已付诸行动了。要么以单方面媾和的威胁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紧急情况下实现单方面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历史将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至整个欧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后方案。可惜到后来却缺乏实现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兄帕尔玛亲王去会见克雷孟梭，实际上还带着一封密信，目的是试探一下在没取得德国宫廷的谅解之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和谈。后来，不知怎么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知道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事实真相。致命的错误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德国以进军奥地利相威胁，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害怕给祖辈留下的历史上增添污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是废除了由弗兰茨·约瑟夫老皇帝缔结的、用无数鲜血作保证的盟约。而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为总理的。这两人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内心道德信念，敢于承担脱离德国的罪名。小皇帝的优柔寡断最后还是毁了他自己。他们二人是在奥地利共和国千疮百孔的困难时期当上总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期间。当时，除了这两位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还不曾有人能胜任脱离德国这貌似不义之举。如果拉马施当时公开地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索性脱离德国，那么他不仅能拯救奥地利的生存，也能拯救由于无限扩张而陷入内部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位笃信宗教又十分明智的人向我坦率地宣告的行动不是由于懦...
    《昨日的世界》
    我觉得，我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也不是会见瑞士的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我首先想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坚定、更清醒、更积极，而且，我要感谢他在我心情孤独沮丧的日子里，给予我的友谊和鼓励。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现在，我们这些“敌人”处境相当复杂。不言而喻，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看到它的公民在中立地区和敌国公民进行私人往来的。在这里无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传部门也并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对文化交流和会面课以刑罚。只有商业上的往来，所谓“与敌人通商”才是法律所禁止的，与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避免由于最轻微地触犯禁令而遭受不必要的怀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避免相互敬烟，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被无数的密探监视着。为了避免做贼心虚或者图谋不轨的任何嫌疑，我们这些朋友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完全公开，使密探无机可乘。我们通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取的办法，更不在夜间偷偷互访，而是大摇大摆地穿过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到达日内瓦以后，就立刻向旅馆的前台通报了我的全名，公开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因为如果德国或者法国的通讯社就可以报道我是谁以及我要访问谁，岂不更好。对我们来说，我们两个偶然相遇的老朋友并不会因为分属战争中的敌对国而突然回避彼此，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昨日的世界》
    现在，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这就是他在巴黎的那个房间。像在巴黎时那样，桌面上、靠背椅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字台上也堆满了报纸、杂志、信件纸张等。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布置都一样，简单得像修士的房间，可是它却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霎时间竟忘了问候的话，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多年以来，这是与我重新相握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正是在这三年中，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我用法语同他的交谈，比在家乡同任何人的交谈更投机更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这位朋友代表着全欧洲的道德良知。只有在那时我才认识到，他为促进彼此谅解所进行的伟大事业中正在做的或已经做过的一切。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他密切关注世界各国的动向，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业的人保持着通讯联系。他每天要写数页日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亲笔写下历史的时代责任感，并将其看作对后代应作的交待。（那些日记现在又在何方？那些亲笔写的无数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道德和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同时，他还要发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一切就是他承担起的巨大历史责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牺牲精神，孜孜不倦作出的贡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处处伸张正义，做出表率。他每封来信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看。这位身体虚弱、健康状况正受到严重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还要抑制不间断的轻微的咳嗽。他不戴围巾就难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可就是这么一个体弱的人居然贡献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击和任何诡计都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他毫无畏惧地、清醒地看着这个动乱的世界。在这里，我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有思想的英雄主义，...
    《昨日的世界》
    在那天下午和后来几天的交谈中，我感觉到他所有的谈话中都隐藏着一丝悲哀，我同里尔克谈到这次战争时也感觉到这种悲哀。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无比愤慨。而对那些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受难和死去的芸芸众生总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宁发来的电报给我看，那封电报是列宁在离开瑞士前从那辆遭到无数非议的列车上发出的，恳求罗曼·罗兰同他一起去俄国，因为列宁十分清楚，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别人追随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样不愿受到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同样也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证明：人应该永远保持自由，坚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动摇。
    《昨日的世界》
    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我们大多数老朋友已经中断了联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
    《昨日的世界》
    由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在同一思想战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刚过了二十四小时，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达到了如此牢固的程度，就好像我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不论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亲切地以“你”相称。我们——“人数不多，极少欢乐，像一群兄弟”——都明白，这种冒个人风险的聚会是非常大胆的。我们知道，在只有五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一个德国人正对着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人也正对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手榴弹把对方刺死或炸得粉身碎骨，以此立功获奖。
    《昨日的世界》
    交战双方有千百万人都在做着美梦：让对方从地球上消失；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和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仅友好地坐在同一张桌旁，而且怀着最真诚的，甚至可以说自觉的、热情的兄弟情谊互相交谈。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的；我们知道，真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与祖国对立起来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种冒险行为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变为极度兴奋。我们不但甘愿冒险，也享受冒险带来的乐趣，因为冒险本身就足以显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
    《昨日的世界》
    我在苏黎世度过的那些日子，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夜晚（因为人们一直讨论到贝莱菲咖啡馆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火熄灭为止，有时还要到别人的寓所继续讨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纷杂，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莫衷一是，精神之集中，气氛之热烈，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在这个令人着迷的世界里，没有人去看风景，也没有人游山玩水，享受恬静的和平景象，而是在报纸、消息、谣言和各种分歧的争论中度过时日。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精神上经历这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里感受更深切，这是因为，在中立国里看战争更客观，完全不受胜利或失败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的影响。这里的人不再用政治观点来看待战争，而是用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能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势和未来。
    《昨日的世界》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说比没有祖国还要不幸的人，即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也不知应该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似的。
    《昨日的世界》
    在奥德翁咖啡馆的一角，常常坐着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男子，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英国诗人。几天后我认识了这位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直率地同我说，他与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
    《昨日的世界》
    有一天深夜，我在车站饭店的餐厅看见他，当时他已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的面前走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只不过是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创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光里才会来临。”
    《昨日的世界》
    不过，这种内心的矛盾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要数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却在用德语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了两半。有人把他们拉向右边，又有人把他们拉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他们十分厌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德国和法国成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敌视，为此，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
    《昨日的世界》
    在他们周围，还有那些与双方阵营有姻亲关系的人，德国军官的英国妻子，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儿子们在敌对双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来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财产在这里被查收，原来的职务在那里丢失。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尽其所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免嫌疑，因为他们不论在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故乡都一样受到怀疑。他们为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悄走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昨日的世界》
    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的局势将会明朗。可是，我不想在苏黎世待到战争结束。因为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更清醒、更机警。我刚到达苏黎世时怀着满腔热情，原以为在所有的和平主义者中间和在反军国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找到有决心促成欧洲和解的真正战士。但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和坚守信仰的殉道者中间混杂着一些阴暗人物，他们是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劳的，被收买来监视每一个人。
    《昨日的世界》
    每个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也能作出判断，这个安静又正派的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情报人员像鼹鼠打洞似的破坏了。倒纸篓的女工，女接线员，形迹可疑、慢吞吞的旅店招待，他们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同时为两国服务。箱子被偷偷打开，吸墨纸上的印迹被秘密照相，信件在途中不翼而飞；旅馆大厅里花枝招展的妇女向每一个男人做出令人讨厌的媚笑。一些从未听人说起过的异常热情的和平主义者突然登门拜访，要求我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索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的地址。还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到拉绍德封给工人们作一次演讲，报酬高得叫人生疑，而那里的工人对此毫无所知。真是得处处小心提防。没过多久，我终于发现，绝对可靠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由于我不愿意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所以我的交往圈子越来越窄。
    《昨日的世界》
    更何况，即使在可靠的人的家里，那种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也让我感到无聊；再加上那些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问政治的人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更使人无法忍受。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他觉得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我觉得继续留在这充满扯不尽的空谈的混乱环境里，自己的头脑也会混乱起来，与他们同流合污，对自己信仰的道德失去信心。
    《昨日的世界》
    于是，我离开了。实际上，所有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真正地造反；即兴凑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当真正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到了战后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还是抱着吹毛求疵、诸多指责的否定态度，正像当年的反战作家一样，在战后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还能写出重要作品。一个使他们热衷于搞创作、搞政治的争论不休的时代过去了。战争一旦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由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的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散了。每一个小团体也不复存在，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昨日的世界》
    美国的参战使那些被蒙住眼睛、被本国空话震聋耳朵的人猛然惊醒，看来德国的失败在所难免。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从现在起他要实行“民主”。我们知道事态已经非常严重，警钟已经敲响。我坦白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尽管在语言上思想上同德国人是相通的，也变得不耐烦起来，巴不得那在所难免的事快些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为自己的“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也戴上墨镜偷偷溜到瑞典。
    《昨日的世界》
    任何一种流亡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心态平衡的破坏。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也必须要自己亲身经历过才明白——他就挺不起腰板，他就变得越来越不果断、越来越不自信。
    《昨日的世界》
    在那个时代，和平时期的宣传品还没有背负坏名声。尽管成千上万民众已经醒悟，人们还是信赖报纸刊载的内容。战争爆发后的几天里从人们心中生发出的单纯的、美好的、舍生取义的狂热，逐渐演变成最恶劣的纵容和最愚蠢的冲动。在维也纳和柏林的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上，人们同英法两国做起斗争来倒是更舒服些。店铺挂着的英文和法文招牌要被摘下，就连一家名为“纯洁的少女”（ Englischen Fraulein）的修道院都不得不改名。被激情点燃的人们已经分辦不出“ englische”"指的是天使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了。冷静的商人在信封上盖有或贴上“上帝惩罚英国”的文字；社交界的女士们给报纸写信，在上面发誓再也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得在德国舞台演出，莫扎特和瓦格纳也在英国和法国的音乐厅消失了。德国教授宣布但丁曾是日耳曼人，法国教授声明贝多芬是比利时人。敌国的精神文化就像粮食和矿石一样被肆无忌惮地滥用开来。在前线，成千上万热爱和平的人民每日里相互厮杀。但这是不够的，在后方，人们还要申斥、诽谤敌国逝去的伟人他们已经长眠几百年了。人们思维上的混淆也愈发荒诞：从没离开过家乡的厨娘，上完学后再没翻看过地图，竟相信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是奥地利赖以生存的地方；马车夫在街上争论向法国索要战争赔款的数额，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连十亿是多少都不清楚。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群体不落入可怕的歇斯底里的仇恨魔爪中。教士在布道坛上说教；仅仅一个月前还将军国主义斥为罪大恶极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不背上康皇帝口中的“卖国贼”罪名，叫嚣得比其他人的嗓门都高。这是愚味盲目的一代人的战争，而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各国人民矢志不渝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昨日的世界》
    对犹太人来说，发财致富只是一个中间站，是通往真正目标的一个手段，绝不是他们的内在目标本身。犹太的原本意志、他们内心深处的理想，是升入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文化层次。在突出表明犹太民族全部弱点和长处的东部正统犹太文化中，对精神生活的渴望胜过单纯的物质财富，这种超强意志，已经得到了直观的表达：一位虔诚的《圣经》学者，在犹太社区中的地位要高过富人千倍，即便最有钱的富翁也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贫如洗的智识人士，而不是商人。高看精神世界，这在各阶层的犹太人当中都是共通的。即使是街上那些每天肩扛货物、风里来雨里去的赤贫小贩，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会努力至少让一个儿子去读大学，这个文凭会被当成全家人的荣誉头衔。如果他们当中有个人跻身于无可争议的文化阶层，是一位教授、位学者、一位音乐家，就好像这个人的成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变得高贵了。
    《昨日的世界》
    他的秉性中有一种稳健，他没有片刻显得沾活自喜。他不受金钱的左右宁可过着乡下人的生活，不愿意出于生计的原因写任何一行字。他不追求成功，从来不用迁就、逢迎、拉熟人关系来获取更多的成功。对他来说，有朋友以及朋友们的忠诚，这已足够。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诱惑一一荣誉一一但是他终于还是实至名归地收获了荣誉。他始终光明磊落，心中没有任何芥蒂，从不为虚荣所惑；他是一个自由坦荡、生性愉快的人，很容易为任何一种兴奋所感染。和他在一起的人，会感到自己也因为他对生活的意愿而受到感染并因此感觉充满活力。
    《昨日的世界》
    宏观经济上的蓬勃发展让大家日子都好过，人们折腾来折腾去，想要获取更多，更多。如果我们今天心平气和地思考并来追问自己，为什么1914年会陷入战争人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出于理性考虑的理由，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起因。那次战争不是为了某个理念，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上的小地块。我今天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次战争，也就是说，内在发展动力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这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是四十年和平累积起来的结果，现在要以暴力的形式释放出去。每个国家突然都有了自己很强大的感党，但是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每个国家都想要得更多，要从别人的手里拿过来。最糟糕的是，欺骗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最热爱的那种感觉：大家都抱着的乐观想法。每个国家都相信，他们能在最后一分钟将其他国家吓退。于是，外交官们玩起了彼此恫吓的游戏。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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