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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女人的性别贴在她们的成就之前，对此最严历的批评可能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罗宾·拉科夫。拉科夫常常被认为是性别和语言研究的莫基人，她在1975年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为《语言与女性地位》，这本书引发了关于语言在创造性别刻板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辩论。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拉科夫还说：“每次我们说‘女总统'，都是在强化只有男人才能担任三军统帅、成为美国的等征一毕竟美国的绰号是山姆大叔，而不是萨曼莎阿姨这一观点。而这会导致人们更难想象总统是一位女性的情形，也因此更不会投票支持女性竞选总统。”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0

她认为，正如社会训导女人怀疑自己身体的吸引力，“长久以来，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女人要通过表现出对自已话语正确性的不确定，才能获得安全感”。拉科夫说，女性相信，自己说话时犹豫不决才能被听者接受，因此她们会用“just”和“you know'”这样恭顺的短语来削弱她们话语的说服力，例如："I just feel like maybe we should push the deadline to Friday，yok如ow？”（“你知道，我只是感觉也许我们应该把截止时间延长到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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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夫曾经告诉《纽约时报》，称呼“女科学家”“女校长”“女总统”“女医生”是在暗示女人做这些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这些性别限定词代表着女人拥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只是例外，而这种潜在信息很可能渗透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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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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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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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语境下，只明确指出女人的性别而不指出男人的性别，那就是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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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plain”。这个流行词的发明要感谢多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在文章中讲述了一件事：她在一次聚会上被迫忍受一个陌生男人居高临下地向她解释一本历史书里的内容，她想让那个男人知道这本书其实就是她写的，却一点插话的机会都没有。然而，如果你在“城市词典”上查阅“mansplain”排在前列的词条解释，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准确反映了其本义——至少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城市词典”上创建词条，该网站的所有内容全都来自用户，最热门的词条解释也是由用户投票选出的。从理论上讲，这样可以使我们记录和定义词语的方式更加民主化，但有时事情会出差错。mansplain'”被点赞最多的三个定义如下： 1.基本上指的是男人向女人解释某件事，却因此受到责备。说真的，就算你想，也编不出来。 2.即女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向男人解释事情。 3.女性主义者[原文如此]用高人一等的口气跟男人说话，只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我敢打赌，这些“定义”是那些受到女性的新能力一她们竟然找到了描述听男人说教时的感受的方法一强烈冲击，以及更喜欢诋毁女性，而不是倾听她们声音的男人们写的。在我看来，他们创建的词条完美证明了一件事：女性，以及所有受压迫群体，是有能力想出新词来表达曾经无法明言的经历的，但有时反对的声音往往大得盖过了进步的声音。虽然“城市词典”对“mansplain”的释义是错误的，但几个月后，我在线上《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com）找到了这个词，它的词条令人宽慰地写道：“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向女性解释某件事，假定她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这更准确地反映了该词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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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以及任何人，当他们希望显得更有权威时，通常都会降低自己的音高，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下意识的。相比之下，高音是体形小（比如吉娃娃）、不成熟（像孩子的声音）和过度情绪化（出于欢乐、兴奋、恐惧的尖叫）的关键标志。就像卡梅伦所说：“说一个女人的声音‘刺耳’也是在暗示‘她无法控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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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 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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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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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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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声音轻柔温软，从不聒噪；音高略低，从不刺耳；经常夹杂着撩拨人心的咬舌发音和带外国口音的长元音。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属于那类不想成为总统，也不想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只是为了娱乐我们而存在的女人。如果这些女性要竞选公职，我敢保证，她们会因为听起来不够权威而受到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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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推移，生殖器词汇所反映出的主题都那么一致，那么令人不安。正如格林在他的研究发表后不久告诉记者的那样：“阴茎通常被形容为某种武器，阴道被形容为某种狭窄的通道，性行为被描述为某种‘男人打女人’的方式。”这些恼人的比喻能存在如此之久绝非偶然。专门研究英语“下流话”的语言学家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我们文化中对性的主流态度一即“性行为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结束的标志是男人完成射精”，“男人是好色的追求者，而女人是温顺的、无性欲的性对象”一只需看看我们想出的用来描述性的词语就行了。我们用来谈论性的那些令人不适的下流话，往往能清晰反映出我们现实生活中性行为的种种问题。语言学家拉尔·齐曼正是研究下流话的著名学者之一，他花了数年时间分析不同性别的人如何使用生殖器相关词语来识别自己的身体和性经历。“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我们对性和性别的看法，”他告诉我，“人们在异性恋正典的性别指称方面做出的探索的确表明，我们谈论生殖器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文化价值观中最糟糕的部分。就像阴茎永远是插入性、侵人性的武器一样，性永远是暴力的；女人和阴道永远是被动的、缺席的，只是一个放置阴茎的容器。”这种“菲勒斯中心主义”*视角所影响的范围远不仅限于生殖器词汇而已，用来描述性的最常见的动词中就到处可见其影响：“bone”（骨头；硬了）、“drill'"（钻头；插人）、“screw”（拧螺丝；肏）。在这类词汇的世界里，勃起的人既是戴光环的主角，也是叙述者。如果有人从阴道的视角来描述性一比如说，“We enveloped allnight'”（我们整晚都包裹在一起），或者“I sheathed the livingdaylights out of him”（我把他的精气吸收一空），或者“Weclitsmashed”（我们把阴蒂撞开花了）一这将成为对主流性爱谈话的一种独特反叛，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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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导向的俚语“肉眼可见”地匮乏。莱格曼推测，俚语的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女同性恋者根本不存在。按照他的标准，对女人感兴趣只是轻浮富家女的爱好，因为她们要么百无聊赖想找点乐子，是在假装，要么是被生活中的男人严重压抑。莱格曼写道：“在美国——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为的。它是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罪恶，是进入剧院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胆怯的女人和半处女的安全性资源，是遭受父亲虐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女儿们的色情释放口，是那些在性方面笨拙、野蛮或无能的男人的妻子和前妻们在绝望中的退路。”他认为，以上这些原因都导致良好的女同性恋词汇系统无法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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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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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有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的文化刻板印象，跟认为所有女人都天然地说话声调上扬、喜欢八卦不喜欢讨论想法的刻板印象一样，都不可靠。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的文化希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坚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因为这样更容易把他们归为一类，然后就可以嘲讽他们。因此，刻板印象大行其道。“你觉得为什么男同性恋者有时会因为别的男同性恋者说话像女人而拒绝对？・性媒体家丹・奇（Dan Savage）“因为厌女症，”萨维奇回答，“他们想向文化证明，他们并非‘不是男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是女人……然后他们会惩罚那些他们以为在任何方面都很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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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对于为什么异性伴侣没有良好性生活的解释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对性的欲望和沟通方式天生不同，仿佛他们来自不同的星球。他的每一条建议都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女人不让男人和她们进行足够多的性爱，男人也没有为女人提供足够使她们想做爱的情绪价值。“就像女人需要有爱才能敞开心扉接受性一样，男人也需要有性才能敞开心扉去接受爱。”因为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导致卧室里（或客厅、小货车后面，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权力失衡，这使得女性很难，有时甚至也不可能将自己视为性爱场景中的主角，更不可能拥有词汇来表达有关性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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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个男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比如进行街头言语性骚扰——时会让他显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说：“性权力是不对称的，我这么说的原因部分在于，同样被认为‘性感时，女人和男人要面对的后果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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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街头骚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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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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