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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坦诚的愿望。而那个社会就希望把年轻的姑娘培养成这个样子,既傻又顽固,既有教养又一无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无把握又无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任凭丈夫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志,作为品行端庄、纯洁无瑕、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为社会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需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个形象日后却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那些滑稽报刊便把她们当成讥讽打趣的对象。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的低级无聊的嘲讽:她们由于精神失常,已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P257现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动力: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但若要动笔,还缺乏能证实我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军事方面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在延长相互厮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的背后,他们雇用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里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充当“战争的吹鼓手”。谁要有疑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在战争中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时,他们自己也束手无策了。……战争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什么“胜利”,纵然仗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我虽然提醒过这件事,但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枪打响前,他们就狂乱地高呼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使我常常产生怀疑,是我在那些聪明人面前发了疯,还是在他们酩酊大醉时唯我一人独醒呢?……我一直想写这两方面的内容:任何形式的权势都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麻木。我还想把这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的时候,我却把自己抛人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P241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自走出校门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没有离开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甚至搞不清十亿有多少。没有一座城镇,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由于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里,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最爱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我的朋友们,我一直把他们看作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爱国者,并且从爱国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用一句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如:“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地爱。”或者以粗暴的怀疑态度结束谈话。多年来我同他们从未吵过也没斗过的同伴们,这次反倒粗暴地责备我,说我再也不是奥地利人了,说我应该到法国或比利时去。不错,他们甚至谨慎地暗示,他们原本想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犯罪”和“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这个在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则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漂亮词汇。然角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清楚地认识到,纵使我独自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独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在维也纳我有许多老朋友,但他们都远离我而去。要结交新朋友,还不是时候。只有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还能交交心。他同我一样,有幸在一家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效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因为他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任何肮脏、...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现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动力: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但若要动笔,还缺乏能证实我直觉的最后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的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军事方面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在延长相互厮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的背后,他们雇用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里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充当“战争的吹鼓手”。谁要有疑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在做争中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都属于一个整体。要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有这种感受就好了。一座有两百万人ロ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的国家,觉得自己在那个时刻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示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融化到那火热的集体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所有那些在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都被那种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每一个平时不受尊敬的人都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一一他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栋到星期六,从不间断或者一个抄写员、一个鞋匠,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提前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一一“英雄”和每一个穿军装想的人打招呼。他们都承认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自己脱离了原来生活的轨道。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来。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呢,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都翻腾到表面上来了,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这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样一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这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呢。热烈的亢奋中混杂着各种成分:牺牲精神、酒精、冒险的乐趣、仰、古已有之的军旗的魔力和爱国主义言辞的魔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辞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
    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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